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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都会具有的缺点。
所以虽然需要其他定义作为补充，也需要对它作出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基本定义的地位和性质。
恩格斯这一定义原是用来说明辩证法对象的，由于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就是认识论和逻辑，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的观点去看，把辩证法的定义看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定义也是合适的。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正确理解定义的实质的问题。
恩格斯把自然和人类社会包括在定义之中，似乎是从客观规律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世界的整体，即以整个世界的运动规律去与实证科学的局部规律相区别的。
现在的许多书就是这样理解和解释的。
可是恩格斯自己又反复强调，自然与历史领域已经归入“实证科学中去了”
，给哲学留下的只有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
[4]。
恩格斯还明确地说过，各门实证科学都应该研究它们在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
都是多余的。
[5]看来，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过去我们往往是引用前面的话，对后者就只好弃置不顾，强调后面的思想，又不能不抛弃前面的定义。
我自己的思想也曾经历过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
我觉得统一这一矛盾正是打开局面的症结所在。
经过思考以后我认为，这两种说法不但不互相抵牾，恰恰是相互规定、相互补充的。
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从前者去理解后者，从后者去理解前者，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对象上与旧哲学的真正区别、与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
按照认识发展规律，在近代知识体系分工中，哲学的任务是为各门实证科学提供理论思维的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为人们提供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现成知识。
据此而言，哲学当然应该属于理论思维的科学，而非实证性质的科学。
这就是科学为哲学留下的是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
的含义。
这是哲学与一切实证科学的区别所在。
理论思维的观点和方法应当取自何处？很明显，它不能来自哲学自身的思辨。
如果这种思维观点和方法是科学的，它就只能取之于理论思维的内容。
而理论思维的内容就是自然和社会（包括思维活动自身），即各门实证科学所研究的对象。
只有与思维内容相结合的思维范畴，与外部世界运动规律相一致的思维规律，才能指导人们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客观世界，即成为科学的思维观点和方法。
这种与外部世界相一致的思维规律，也就是支配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的规律。
这一方面又表现了哲学与实证科学的统一联系。
哲学只有从总结各门科学认识的成果中才能认识这样的普遍规律，只有来自于科学才能对科学起到哲学的指导作用。
正是在哲学与科学的这种联系中，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
旧哲学研究思维规律，或者把它变成脱离了客观内容的纯粹形式（如康德），或者仅仅从思维中引申出来然后强加于自然和社会（如黑格尔），都未能正确地解决外部世界的运动规律和思维运动的规律的统一性问题，因而使哲学陷入了非科学的纯思辨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出外部世界运动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从此才把理论思维奠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了进行理论思维的科学的观点和方法。
我们必须从普遍规律去理解理论思维科学，同样地，也必须从理论思维科学去理解普遍规律。
这样去理解或不这样去理解，所认识的“普遍规律”
有很大不同。
离开了理论思维科学这一前提，哲学在性质上同实证科学无异，它们的区别就变成不过是所研究的规律的普遍性大一点和小一点而已。
从实证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的普遍规律，所谓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普遍规律，只能是世界整体的运动规律；哲学研究这样的规律，当然也就意味着要从汇总科学成果中为整个世界建立一个统一体系，为世界的运动、发展勾画出完整的图景。
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包罗万象的旧哲学也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了。
从理论思维科学的观点去理解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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