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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根据他自己的理由——这理由是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奥秘”
——预定了哪些人将被拯救，就此而言，拯救表现了上帝的仁慈，因为它是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
恩典的结果是得救，恩典的实质则是使圣灵充溢于心间，从而使人在内心中必然树立起坚定而热诚的信、望、爱，在行为上必然表现出美德和善功。
因此不是由于我们具有信仰和功德所以被上帝所拣选——上帝作为全知全善全能的绝对存在者绝不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改变他的预先拣选——而是由于我们为上帝所拣选所以才被赋予了信仰和功德。
我们皈依的信心和行善的意愿本身就是恩典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除了神召以外，除了上帝使我们意愿行善、以灵的助力使我们能够行善之外，谁能够去意愿并能够去行善呢？神的仁慈处处走在我们之前，才使我们这些并不意愿行善的人受召而要求能够行我们意愿行的事。
“这种决定论的（原罪）和（救赎）理论使得基督教的人性论像上帝论和基督论一样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原罪）是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罪，而（救赎）同样也是先验地被预定的。
人的自由意志遭到了贬抑，人的邪恶本性使他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向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
[62]
5.追求天国幸福是终果
奥古斯丁认为，对于一个献身上帝的人来说，能够经受住那些通往天国城邦道路上的种种苦难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世俗中各种物质的享乐、肉体的享受都不是幸福，只是转瞬即逝的感官满足，这些物质享受、功名利禄只能给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灾难，真正的幸福来自对真理的爱。
人的真正幸福只是来自真理的快乐，因为真理就是“天启”
，它体现着神恩，所以它只在上帝那里存在，上帝是至善、是永恒的善。
因为有理性（灵魂）的创造物不是由于幸福才是善的，而是由于善的，他才是幸福的。
爱真理是至高无上的幸福，“这种幸福，不要说求得之，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践身帝王之位，胜于随心所欲恣享**乐”
[63]。
获得真正幸福的具体途径就是躬行“天启”
所要求的德性，遵从上帝的意志，以此换取神恩赐的永恒幸福。
所以现实的人必须不断超越自身、摈弃向恶的意志，虔诚地信仰上帝，才能一步步接近上帝，过神圣的生活。
奥古斯丁本人就是这么苦修的。
在《忏悔录》中，他为了少年时代偷摘了几个梨的问题，忏悔了整整七章的内容，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这正是神圣的标志。
正因为这种不厌其烦的忏悔，形成了奥古斯丁神学人性论注重内修的特征，也表明了禁欲苦行的痛苦与艰巨，也是奥古斯丁本人为了上帝的光荣，向上帝奉献的忏悔之祭。
可以看出，早期基督教关于人的学说延续了古希腊关于肉体与灵魂对立的二元论逻辑，人的本质存在不是上帝、理性或者精神，而只在于人对自己意志的施行中争取某物。
人性中没有性善或是性恶的直接判断，上帝造人时有善的初衷，人有受**而堕落的现实。
人从善还是作恶是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
人要想弃恶从善必须通过虔诚地信仰上帝来完成。
耶稣强调人对上帝的忏悔，认识自己的有限性，坦诚自己的过失，在内心树立对上帝信仰，以期从中得到现世生活的净化、圣洁以及来世的幸福，从而放弃对尘世有限事物的争夺。
人应以上帝救世的目的为目的，遵从上帝的意志，依据上帝的要求净化自己的灵魂与道德，从而成为道德高尚、心灵圣洁的人。
耶稣并不反对世俗的幸福与财富，只是把人的生活目的置于对上帝的信仰之中，世人的人生目的在于选择爱的生活：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服从上帝的意志与要求，在与上帝的内在交往中实现灵魂的净化。
三、经院哲学中的人性论
欧洲封建化过程基本完成于9世纪，最后完成于11世纪。
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哲学的第二种基本形态——经院哲学，在查理帝国的宫廷学校以及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主教管区的附属学校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曾一度在西欧销声匿迹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从阿拉伯世界通过伊斯兰教化的西班牙，辗转传入西方基督教社会，引起了西欧唯一有知识的教士阶层的极大兴趣。
经院哲学本质上就是神学，其基本任务是论证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和信条。
要论证，就需要理性，没有理性形式就无法论证，因而注重理性知识成为一种时尚。
自然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方法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并被援用来巩固和充实基督教的信仰。
他们试图改变奥古斯丁主义的那种过分强调基督教真理的奥秘性的做法，主张为信仰寻求理解，用严谨而审慎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来取代——或至少是补充——热情而神秘的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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