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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让马克思察觉到了私人利益成为特权的经济根源。
为了找到私人利益的根源，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和国家与法的著作，如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波兰等国的历史，特别是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写下了厚厚的五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
《克罗茨纳赫笔记》直接可以确定的有五册。
这些笔记有255页之多，马克思的字写得较密，所以竟容下了近24本论著和其他文章的摘要内容，其时间跨度长达近2500年（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的人类社会历史。
这五本笔记标有马克思自己的编号，因为这些笔记不是一本写完后再开始另一本的顺序，而是几本笔记同时展开，这也是马克思读书笔记的一个特点。
马克思还写下了一个经过内容压缩的“主题索引”
，这说明马克思曾经专门对笔记进行过思考和整理。
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自己独立的意见和评论很少，除去标题和索引，只是在第四册中有过一些简短的评述。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在现实生活真实层面上确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谓语再颠倒。
在笔记第四册的后半部分，马克思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般的历史现实是，国家与法的基础是财产关系。
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
此时，马克思确认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始终出现的现象：所有制决定政治与法，现实决定观念。
显然，马克思的世界观已然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
世界观的转变，必然引发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批判的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
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同时，马克思开始了对人本质的论述。
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但是与国家发生联系的，不是作为肉体的个人，即不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个人，而是作为国家的个人（社会的人）。
黑格尔抽象地单独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把特殊的个性看做它们的对立物，因此它把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同个人的联系看成是外在的、偶然的。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这种看法，“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
因此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利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
[32]人的肉体存在是人的自然基础，人一定要生出来，由于肉体的出生，他才能成为社会的人，但人的本质并不取决于他的肉体存在，而是决定于他的社会特质。
由此看出，马克思此时对人的认识与1842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已经关注现实社会中的人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
写于1843年9月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中心议题是批判布·鲍威尔的宗教观和政治观。
当时，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富有，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又处于无权的地位。
犹太人为与基督徒平等一直在进行斗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犹太人的问题因此而引起公众瞩目。
鲍威尔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立场上，把犹太人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把犹太人与基督徒的顽强对立归结为宗教对立。
他的观点是：犹太人由于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因而与整个社会进步处于对立地位，自己把自己排斥于人类社会之外。
由原因推到结果，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途径是放弃宗教信仰，即犹太人放弃犹太教，基督徒放弃基督教，实现宗教解放。
这样一来，尖锐的政治问题被简化为宗教问题。
马克思完全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从市民社会和宗教的关系中分析宗教，通过对不同宗教状况的国家中犹太人问题的分析，把宗教对人的束缚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人的本质在世俗社会中被二重化，人在市民社会中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天国的生活是虚幻的，尘世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人的幸福在尘世之中，而不是在死后的天国。
所以，人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真实的尘世之中，而不应该诉诸虚幻的宗教。
宗教由于其虚幻性应予以废除。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宗教，也就是要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
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幻想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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