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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发现了实践性使人变成了具体的人还是马克思通过思考人的具体性找到了人的实践性呢?二者孰先孰后?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马克思发现了人的本质,发现了实践本质,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三者之间又有无先后顺序呢?在我看来,马克思思考人的具体性与思考人的实践性、发现实践本质并将实践本质确立为人的本质、创立唯物史观,从理论逻辑上说,是同一个过程。
单纯在理性范围内思考人的具体性,只是思想的具体性(黑格尔),也就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抽象性人性论,永远属于抽象人性论。
只有突破理性的羁绊,走进现实生活,才能达到真正的具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性是摆脱思想具体性的必然结果。
同样,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去观察人(费尔巴哈),看到的自然只是“享受对象”
的自然人,必然会失落人的主体性活动因素,这样的感性活动与动物没有本质的差别,人之为人的本质没有被揭示出来,人反而被降到动物的层面上。
或者说,这样理解的人根本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人,而是作为物而存在的“人”
。
而且,从实践角度来说,这样的感性活动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实践活动,也就丧失了实践的具体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实践的意义,是对实践范畴自身的否定。
所以,真正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必然与人的具体性合二而一。
当然,如果从时间上说,马克思是思考具体性问题在先的。
这是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个黑格尔主义者。
马克思1836年10月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学习,柏林大学当时是黑格尔主义的中心,虽然黑格尔已经去世,但许多讲座仍由他的学生们主持。
在马克思就读的法律系,给马克思授课的甘斯就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
它与法的历史学派的争论已经超出了法学范围而进入哲学的领域。
这些关于立法根据的讨论大大吸引了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通过甘斯、通过法哲学的研究,开始接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马克思对自己转向黑格尔是很重视的,在1837年11月10日致父亲的信中一开头就诉说了自己转向的心情:“在生活中有这样的时刻,它给自己消逝了的时光立下了界碑,同时又明确的展示出新的方向。”
[44]在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后,更是受该派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从头到尾地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包括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从这点来看,马克思应该是熟知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自然而然地,黑格尔关于思想具体性的论述已了然在马克思胸中。
因此,我们才认为,马克思是思考具体性问题在先的。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证明了这点。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助原子的偶然偏斜运动的特殊状况说明具体原子的运动不只是直线运动的普遍形式。
具体原子的运动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
这是对黑格尔的真理“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包含这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
[45]思想具体的运用。
对人的自我意识来说,自我意识的具体丰富性恰恰体现在于它自我运动过程中的偶然性因素,摆脱必然性(定在)的自由,它敢于“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灵”
。
这是自我意识的最高神性所在,一句话,自我意识是能动的,从而人的精神是能动的。
实际上,从马克思发现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整个理论逻辑看,对于具体性问题的思考和对于实践性问题的思考是同一逻辑过程,二者相互辉映。
在人的能动性确立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精神的能动性跳出“纯思”
范围进入到现实社会中来。
马克思原以为按照黑格尔的逻辑,现实社会中的理性法则和黑格尔“纯思”
范围内的能动、自由是一致的,实际则不然,现实社会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外化、表现。
精神的能动性与现实社会的感性产生了冲突。
从马克思的具体历史研究进程来看,他首先是从哲学入手的。
在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对原子运动的直线形式和偏斜形式进行了细致分析,强调了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般的直线下落对原子的束缚,使原子真正在自己是自己的原因意义上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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