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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费尔巴哈那里，“现实的人”
只是感性、对象性存在物，这是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方法得出的结论。
“现实的人”
是自然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感性存在，有着自然的需要与机能，人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将自然的东西纳入到自身，变成人的一部分，从而也就将自然的本质变成了人的本质。
显然，自然性是一切人所具有的共同的抽象的人性。
马克思不满足于把费尔巴哈对“现实的人”
的一般唯物主义规定。
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人是处于感性实践活动的人，在实践活动中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关系和地位之中，这种处于社会实践关系中的人才是真正现实的人。
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
然而，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现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
[47]这说明，马克思已经确立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揭示人的本质的理论原则。
然而，“实践范畴的确立是需要社会客观条件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主体活动的能力必须得到比较全面的发挥，实践的基本内容即生产劳动活动充分显示其改变世界的巨大能量，显示人类实践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
[48]。
这一条件从18世纪到19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形成。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力仿佛是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创造了人类多少个所没有达到的巨大财富。
在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力量超越了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此之前人们对社会实践的性质和内容只能有片面的了解，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那时人们的实践能力有限，而且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掩盖了生产劳动这一最基本实践的社会作用和意义。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的发展和社会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历来被掩盖的生产活动的作用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群众的力量和意义充分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为马克思发现实践范畴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条件。
为了确证这一转变的正确性，马克思诉诸实事求是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在1843年7月至8月间，中断了同年3月开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转而进行历史学的研究。
对历史研究的结果，坚定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使他有可能自觉地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真实关系。
从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确立了唯物主义原则——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这样，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国家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
这就是说，“政治国家”
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
但是，异化为国家的人的特质，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本性，而是“社会特质”
，即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就是人的存在的社会形式，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也就是现实的人的存在。
所以，现实的人的本质不应到政治国家中去寻找，应该到市民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去寻找。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劳动满足社会需要、劳动使人区别于动物、劳动是人的需要、劳动必然使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等思想，形成了人及其生活是自己劳动创造的思想。
劳动成为马克思理论思考的基点。
马克思从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从人的生产劳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理解人的本质、理解社会的本质、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思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建立起来的批判的功绩。
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
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
[49]“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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