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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依次出现的任何社会形态都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
某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相对其历史条件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其内部机制的变化发展趋势又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它将不得不让位于更高阶段，当然这更高的阶段同样也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
这从逻辑上排除了建立永恒的、完美“国家”
空想。
2.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起点
当马克思扬弃了先前哲学家们理解人的抽象直观的思维方式，把对人的解读诉诸实践的理解时，他就寻得了一条发现现实的人的全新路径，在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人性理论的深刻革命。
这个革命既改变了有关人的提问方式，也改变了有关人的回答方式。
它将提问的话语由“人是什么”
改变成“人是什么样的”
，这种重大改变同时也决定着回答方式与答案的改变。
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方式与性质决定与确证着他自身存在的形态与性质”
[7]。
人的本质“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8]。
人是怎样的？在其呈现形态上，他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定在与恒在，而是一种不断改变与超越的存在。
人的生产方式与他生产的产品，就是人的“自画像”
。
人怎样生产、生产的是什么，这些是人的本质发展的现实呈现。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9]所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0]。
马克思人性理论的变革直接带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
马克思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首先为考察和描述人类社会历史找到了正确的前提和出发点。
如何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这是任何历史观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德国的哲学家们各有不同的回答。
黑格尔的回答是“绝对精神”
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施特劳斯的回答是某种神秘的“实体”
的作用；鲍威尔的回答是天才人物的“自我意识”
；施蒂纳的回答是作为“唯一者”
的我的创造活动；费尔巴哈的回答是作为超社会、超历史的抽象一般的人，这种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
[11]。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以后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了一个总的评述，他们这样批判道，“德国的批判，直到它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
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前提，但是他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
“这些新出现的批评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
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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