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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历史总规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
一种解释是我称之为客观主义的解释。
对历史性矛盾的这种解释可以导致资本主义的消亡和非对抗性社会的到来。
它是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线索相适应的。
马克思从混杂的史实中找出了历史变化中最重要的东西，即基本资料，但并没有把各种事件的细枝末节包含在这一观点之内。
这种解释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资本主义消亡和非对抗性社会的到来就将是事先已经为人所知的，并且已经肯定的了，只是时间和方式尚未确定罢了。
“资本主义将因其矛盾而消亡，不过人们不知道它将在何时和怎样消亡”
这种预测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预测一个重大事件但却不能预见其日期及形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或者那样的历史规律至少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法。
这种解释乃是今天苏维埃世界的正统解释方法。
苏维埃世界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将由一个更为进步的，即苏维埃社会所代替，但同时却承认这一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的日期还未可知，承认这场预料中的灾难的方式尚未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在政治事件上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可以诚心诚意地宣称共处是可能的。
对于苏维埃制度来说，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终究是会自行消亡的。
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法是辩证的解释方法。
这种辩证的方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辩证方法，而是一种难以捉摸的辩证方法。
根据这种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既来源于历史世界和设想这一世界的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来源于历史现实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双重相互作用可以避免在解释重大的历史线索时的不足。
因为人们在辩证地解释历史运动时可以不必放弃各种事件的细节，因而能够如实、具体地了解各种事件的本末。
因此，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也持有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如：人在私有制经济中由私有制经济所引起的异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导作用等。
但是这几位著作者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引用这些概念的目的并不是想得出科学意义上的历史规律，甚至也没有想要引出变化的重大线索。
这些概念只是了解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把各种事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地位联系起来，而又无须一本正经地谈什么决定论的必要工具。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和卢卡奇等整个马克思主义派对这种辩证的观点众说纷纭。
这种辩证的观点在哲学上较为令人满意，但也有它的困难之处。
主要的困难在于不易找出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在资本主义消亡后非对抗性社会的到来。
用主体和客体、现实中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辩证的解释一定会得出这两个基本观点。
那么全面的、完整的和最恰当的解释是怎样确定的呢？这个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如果每一个历史主体都根据自己的地位来设想历史，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或无产阶级的解释是最恰当的？这种解释为什么是全面的？
援引历史规律的客观主义观点，还有必然要宣告一个既无日期又不确切的事件这一主要困难。
辩证的解释则既无法说明革命的必然性，又无法说明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的非对抗性，也不能说明历史解释的整个性质。
第二个模糊不清之处是人们称之为革命的绝对必要性。
马克思思想自以为是科学的，然而它却似乎包含着绝对必要性，因为它把革命行动视作历史分析的唯一合理结果。
像上面一样，人们可以用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这个提法归纳出两种可能的解释。
究竟应该用康德的事实和价值、科学规律和道德必要性这种二元论呢，还是用黑格尔传统的一元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身后的历史上，存在着两个学派：康德派和黑格尔派。
黑格尔派人数比康德派为多。
康德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梅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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