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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反对这种对待黑格尔哲学和整个哲学史的态度。
第一，他证明，“斥责老师，说他所发表的观点背后隐藏着秘密的意图，这是没有良心的”
[21]。
第二，这当然是主要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反动结论与他的哲学学说原则的不充分性、不彻底性有关。
马克思写道：“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的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显然的不一贯的毛病，是可以理解的；他甚至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只有一点他意识不到，这就是：这种显然的适应的可能性本身，其最深的根源在于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则的理解不充分。”
[22]
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不限于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原则和最终结论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种矛盾的理论根源在于黑格尔原则的不彻底性、不充分性，即在于黑格尔辩证法本身的不彻底性。
马克思还不能说出这种不充分性、不彻底性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还没有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缺陷就在于它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但是，重要的是提出了这个任务：批判地分析黑格尔辩证法，以便克服它的不充分性，也就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辩证法。
下面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区分哲学学说的客观内容和它的主观表达形式，正如分析这两者的相互联系一样，只有在把客观内容看作不同于意识、不依赖于意识的东西的限度内才能顺利地做到。
然而马克思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所以他把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作了这样的区分：前者是“内在的、本质的意识”
，而后者是外在的、“公开的意识”
。
这就是说，这种区分是在意识内部、哲学内部进行的。
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看出这种问题提法的不充分性，因为他提出了哲学与世界、自我意识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由此可见，就是在这里，关于必须越出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范围的意识也已经成熟了。
（二）一些初步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与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期的科学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特点，可以归结为黑格尔“左”
派的同时也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他们青年时代自发接受的那种传统宗教的、自由主义启蒙派的、浪漫主义的观点，这是他们为以后过渡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建立必要的理论前提这个过程的主要方面之一。
不能低估这个方面的意义，即同家庭和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决裂的意义。
只要想一想恩格斯同“乌培河谷的信仰”
的斗争，就可以明白，当初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这才直接促成了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
向无神论立场的转变，把哲学同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对立起来，深刻地批判半封建的德国社会关系，革命地解释黑格尔的哲学，把理论研究同反对德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形成的第一阶段或早期阶段的最重要的特点。
非常明显，革命民主主义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结合，带有非常矛盾的性质。
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具备能够表现广大劳动群众的实际物质需要的政治纲领，要求高度地评价他们的实际的革命斗争。
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它必然保留着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对实际政治问题的抽象的思辨的解释，因此一般说来，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实际上不可能具体提出革命和社会政治改造的问题，这说明青年黑格尔派具有两面性。
有些研究家不理解这种两面性，得出了两种对立的、但同样错误的观念：其一是把这个流派描绘成基本上是保守的、同资产阶级革命敌对的流派；其二是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看成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革命民主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之间的矛盾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革命民主主义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它是社会“下层”
的思想体系），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哲学的“左”
派追随者中间处于特殊的地位。
这个矛盾很快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分开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是他们智力发展中的必然阶段，正如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本身是黑格尔派解体的必然后果一样。
恩格斯后来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德国的“极端的哲学派别”
[23]。
恩格斯在评价这一哲学派别的历史意义时写到，这一流派的最极端的派系“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
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察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他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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