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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的哲学语言，即青年黑格尔派对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唯心主义思辨的提法，必然会贬低这些问题的具体政治意义。
在这里，同样表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两面性。
这个派别在宣布“行动的哲学”
的必要性和必须把哲学同实践联系起来的时候，是以思辨的唯心主义的精神来理解行动和实践的。
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和现实对立起来，这就是说，它对革命必然性的提法是极其抽象的，因而也是缺乏必要的行动意义的。
包含于这种对立中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在自身中包含着对“下层”
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明显的轻视，认为只有优秀的、善于批判思考的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不言而喻，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不是革命（即实际政治过程），而是抽象的哲学议论，才是自我意识的完全表现。
青年黑格尔派把哲学形式的自我意识绝对化了，从而贬低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的意义。
但是，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学问题，首先是哲学本身的社会作用问题。
青年黑格尔派指出了黑格尔的哲学原理同它的最后结论的矛盾；他们驳斥了黑格尔把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解释为社会进步的终结的企图。
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发展的原理不仅应该应用于人类过去的历史而且也应该应用于现在和将来。
黑格尔关于认识过程完结的观念，黑格尔把意志和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思维的做法，都受到了他的“左”
派追随者的反对。
科尔纽在我们不止一次地引证过的研究著作中正确地指出，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
爱·甘斯把黑格尔学说应用到法学中，试图把它同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联系起来。
赫斯依据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力图从哲学上发展和阐释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
卢格提出了借助于黑格尔方法来解决迫切政治问题的问题。
切什科夫斯基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认为哲学是改变周围现实的人的自我意识的积极性的极重要的表现形式。
鲍威尔试图在批评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历史的完整观念：人类的历史是产生和消灭多种多样的自我存在形式（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形式等）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史。
施蒂纳把自我意识同现实的抽象对立发展到极点，宣称应该否定一切同单个的、经验的、“我的”
我相对立的东西。
1886年恩格斯谈到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作用时写道：“在反对正统虔诚教徒和封建反动者的斗争中，左翼——所谓青年黑格尔派——逐渐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火急问题所持的轻视态度，由于这种轻视态度，政府曾容忍了他们的学说，甚至保护了他们的学说。
迄至1840年，正统教徒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以威廉四世为代表而登上了宝座，这时他们就必得公开地站在这派或那派方面了。
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着，但已经不是为了抽象哲学的目的。
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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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导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产生。
费尔巴哈在1839年实际上就已经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了，1841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本质》。
费尔巴哈向唯物主义的这种转变结束了青年黑格尔派在阐释宗教方面必然产生的那种两面性、不彻底性。
要知道，青年黑格尔派尽管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和谐一致的观点，宣布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但他们终究还是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哲学的观点宣布了无神论，从而使青年黑格尔派所固有的这个矛盾发展到极点。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不仅说明用唯心主义来论证无神论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通向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的道路。
的确，在本章所叙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看作唯物主义的特殊变种，而是把它看作同神学、同浪漫主义精神、同对人的生活的具体感性内容作思辨的抽象议论相对立的形式。
马克思认为，对人的生活内容的认识应该成为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
但是，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费尔巴哈都不能批判地领会黑格尔的学说，掌握它的进步方面。
大家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才解决了这个任务。
恩格斯后来指出：“在黑格尔学派解体的时候，还形成了另一个学派即唯一真正收到了效果的学派。
这个学派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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