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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那些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寻找那里所没有的东西的“批评家们”
认为，马克思在号召人们对现实进行主观主义的考察，马克思把现实与实践、感性活动等看作是同一个东西。
而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只是说，认识是人的能动活动（主观的活动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外界事物的消极反映，就像树木映现在水中那样。
而这点正是那些把实用主义流派的狭隘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强加给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们”
所不愿意看到的。
总之，对从前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分析表明，这些唯物主义都忽视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马克思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使用“直观性”
这个概念的，不是一般地指对现实的直观态度（这个缺点，譬如在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那里就不存在），而是指对认识过程的直观的解释。
[40]这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忽视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并且把认识归结为对外界现实的消极反映（知觉）。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认为，那些探讨过关于认识的能动方面、主观方面的问题的唯心主义者不是站在直观的立场上。
马克思所指的是费希特、黑格尔等辩证唯心主义者，他们曾经认为唯心主义地解释的实践在认识中具有决定意义。
马克思指出了唯心主义代表人物的认识论观点的这种肯定方面，同时也揭露出唯心主义对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的曲解，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在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辩证唯心主义者对实践的思辨解释之后得出的主要结论。
这个结论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对认识主体的意识反映外部世界的过程的理解得出来的，它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进行根本变革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对于解决外部世界即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是否存在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
黑格尔断言，直接的、没有任何理论前提就可以成立的，只有“纯存在”
；费尔巴哈则与黑格尔相反，他要求无条件地承认感觉赋予的现实的真理性，而马克思却宣布，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我们思维的客观性、实物性，即在我们的概念中（以及在我们的表象中）是否具有先于认识、不依赖于认识的客观内容。
企图从逻辑上推演出自然的存在，这就是以为有某种东西先于自然而存在，也就是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
企图纯粹从逻辑上证明思维的客观真理性，是没有意义的，是经院哲学的做法。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41]这是不是说，关于客观现实的存在问题，关于客观实在的可知性问题，关于表象、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都应该撇开理论思维来加以解决呢？当然不是！
马克思决没有把实践与理论思维对立起来，而只是把实践与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思辨对立起来。
他批判了理论思维与实践的对立，从而就论证了思维（认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一统一中各对立面都具有相对性，它们是相互转化的，但这并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现实的差别。
但是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决不是认为哲学根本问题的解决只通过实践就可以达到：马克思说，对实践本身应该加以理解，即应该从理论上加以分析。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我们觉得大家对这一点还没有足够的注意。
为判断某一理论原则的真理性，直接诉诸实践材料是不够的，当谈的不是关于确定个别事实或检验关于这些事实的个别判断时（为此利用钟表、温度计、米尺等仪器一测量就行了），问题当然要复杂得多。
实践材料应该成为分析的对象，对它们应该加以说明，应该正确地加以理解。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社会历史实践的材料，为了正确理解这些材料，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与那种把实践材料看作绝对直接的、即直接赋予意识的材料的直观主义解释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在反对理论思维脱离实践的同时，也反对实践脱离理论思维。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不单单是认识的基础，其实它之所以成为认识的基础，正是因为它是人类整个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43]如果注意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已经说明了对于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物质实践的科学见解，那么这个论点就无须作专门的解释了。
既然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实践就是认识的基础；不管认识的形式怎样，都是如此。
当然，这并不是说，生产的概念已把实践的概念概括无遗：实践也像认识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革命实践，即改造社会关系的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作了合理的强调。
这个概念的巨大意义，不仅对于认识论，而且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也完全是无可争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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