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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老鼠一样在地下打洞是内行，但从没有像雄鹰一样在空中寻找地面目标的专门训练和经验，这次登机则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所以就变成了十足的外行。
只见目标在身下晃来晃去，眨眼就没了踪影，加之从高空俯瞰地面，矮小的农舍与碧绿的田野、土坝、高埂没有多大的区别。
三星堆周围七八家大大小小的砖瓦厂几十根烟筒丛林一样树立着，且根根烟囱都喷泉一样向外大口大口地吐着浓雾，更加搅乱了已经无法准确定位的视力。
机舱内，机器的引擎声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震得里面的几个工作人员无法听到对方的讲话。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与飞行员联络的赵殿增见左指右指总是指不到点子上，便急忙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中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
每写完一句“向左500米”
或“向右前方700米”
，便撕成纸条递给导航员，导航员再转告驾驶员。
驾驶员按照字条所写数据摸索前进。
细小的字条如此递来递去，飞机在空中颠来倒去，仍然找不到准确目标。
情急之中，赵殿增再递字条要求下降，但飞机下降后被雾气所挡，连那些房舍、烟囱之类的建筑物都看不清楚了。
飞机只好再度升高，在鸭子河边转了三圈后，天空开始有云彩飘来，地面的雾气越发浓重。
导航员朝赵殿增摇摇头，摆摆手，表示这次已无能为力了，需要马上返航。
赵殿增把这一意思传给陈显丹。
陈显丹只好指挥两名摄影师匆匆忙忙地冲地面三星堆一带拍了几十张照片，算是结束了这次航拍。
此次拍摄失败，主要责任当然应归考古人员一方，是他们临阵找不到确切目标才导致了不战而返的结果。
博物馆方面将赵殿增等人紧急召回，馆领导很是痛心地说：“我们拿了一千元钱，你们却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对得起谁，这个责任谁能负得起，快想想以后咋办吧。”
待情绪渐渐稳定，馆领导和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商量，表示绝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总结教训，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第二次实施拍摄。
当决心下定之后，博物馆便请老贾再度出山，硬着头皮到空军司令部联系，争取再给一次补救的机会，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
空军方面不愧是人民子弟兵，很痛快大度地答应下来，并表示拍不成照片绝不收机。
为吸取上次的教训，解决目标分辨不清的难题，考古队方面召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力求飞机一到鸭子河就能看到三星堆遗址。
但要做到这一点，地面遗址必须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否则将重蹈上次的覆辙。
究竟弄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才能将飞机上几个人的眼球吸引过来？有人想起了几年前观看的一部叫作《鸡毛信》的抗战电影。
在影片中，某村群众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特地在一个山头上栽了一棵“信号树”
。
只要鬼子一来扫**，守在树下的放羊老汉便立即将树放倒。
游击队看到后便悄悄地埋伏起来，因而这个招数受到了游击队员们的广泛好评，并成为躲避鬼子的经典绝招。
根据电影的启示，有人提议也可在三星堆顶部栽一棵“信号树”
，当看到飞机飞来时，树下的人立即将树放倒，这样上面的人就像当年的游击队员一样发现遗址了。
此招一出，立即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本来这个三星堆的土包包和顶上那棵树就很难被上面的人发现，若飞机一到上空又将树放倒，岂不是更看不到了吗？这个只知死搬硬套、不知因地制宜的方法实不可用。
但提出此招的人又辩解道：“如果是把树放倒再立起来，然后再按倒，这样往复循环，周而复始，或许是可行的。”
大家想了想，觉得目标还是太过于微小，遂做了彻底否决。
此后，又一考古队员受电影《地道战》的启示，提出是否在三星堆的顶部竖一根电线杆子，杆子顶端挂一口大铁钟，铁钟可用绳索从地面上摇打。
只要看到飞机到了鸭子河上空，便像《地道战》中的高老忠一样开始摇绳敲钟呐喊，飞机里的人听到钟声，便过来投入拍摄。
众人一听皆摇头，说小小钟声怎能压得住直升机那巨大的引擎声，即使将这口大钟砸扁敲碎恐怕也无济于事。
这个荒谬的主意被彻底否决。
以上两种提议被相继否决之后，赵殿增突然想起《东周列国志》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提出可不可以用最原始的点火为号的方法引导飞机？也就是说在遗址旁架上柴草，草上泼上汽油，只要飞机一来就开始点火，机上的人看到烟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点燃的信号，就自然地飞过来了。
众人听罢，觉得此法尚可，只是附近几十根烟囱，每根烟囱都向外喷云吐雾，机上的人员如何分得清哪一道烟火是来自自家兄弟点燃的？赵殿增思考了一会儿说：“尽管此处烟囱林立，但这并不妨碍机上的人能辨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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