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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象奇特,更在于其含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
据初步推断,二者都应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
大铜树尚未全部修复,全形还不太完整,但大致可知是在一根大树干上,分出多层的三枝树杈,每枝树杈上,又再生出许多枝叶。
上面悬挂着大量小件物品和神怪形象,看上去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
尽管其细部还有许多复原不了的地方,但整个铜树的形态,一眼望去,就可以知道它同东汉时期在四川和云南、贵州以及甘肃和青海东部墓中随葬的铜质摇钱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那种东汉的摇钱树,我在1980年已著文说明是社树的模拟物。
关于古代的社树崇拜,《论语·八佾》曾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可知商代是流行的。
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着很多商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蜀人同商人一样崇拜社树就成为很可能的事情。
“社祀”
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古代的农业部落因为见到粮食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并把这种土地之神叫作“地母”
。
社树就是一种地母崇拜的体现物。
当时的蜀人,既然已经以农业为生,当然会出现这种地母崇拜。
况且以后的东汉时期,四川又是铜质摇钱树最流行的地区,这自然潜藏着一种历史文化的传统。
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把三星堆大铜树推定为社树的模拟物,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对于俞伟超的看法,考古学界没有太多的争论,只是有不少补充或另外一个系统的全新论述。
如参加三星堆发掘的敖天照则认为,这几棵神树应是“早蜀先民宇宙观的实体模式,也是太阳崇拜的实物写照,与古代民族普遍存在的自然崇拜有关。
《山海经》和《淮南子》曾有扶桑和若木的记载,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二号铜树,就是栖息神鸟的扶桑和若木。
扶桑在东方太阳升起的汤谷上,若木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
天上的十个太阳,由十个神鸟运载。
一个在空中,九个在枝头……这就是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宇宙有‘十日’的神话传说,即太阳崇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神树上的具体体现。
用这种方式以祈求太阳适时出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
关于敖天照所说的扶桑与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过一番论述。
当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树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学者以郭老的这篇文章为底本,再次推断、论证青铜神树所牵涉的扶桑与若木等问题。
不过如同古人所云,姜还是老的辣。
就学术水平而言,后来者似乎都未超出当年郭老论述的范畴。
因而只要看了郭老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其他学者的考证也自然成了小巫与大巫的关系。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3期)的第三个故事中这样说道:
1969年11月,在河南济源县轵成公社泗涧沟村西南,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的砖室墓。
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器和陶俑,也有部分铁器如刀剑带钩之类。
在陶器中有一株陶树,通体施釉,上半部呈暗绿色,下半部呈黄色。
树顶站一大鸟,头上有浅冠,颈与身直竖,颈颇长。
树枝九出,约略以三枝为一轮,由上而下的第一、第三、第四枝上各有一小鸟;第二、第六、第九枝上各坐一猴;第五、第七、第八枝上无物,或系脱落,但无痕迹。
三只小鸟和三个猴子都没有施釉。
枝端有叶上翘,叶的外面,第一、二、三、四、六枝均着一展翅的知了(蝉),第五、七、八、九枝无蝉而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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