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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它的位置、造型、特征可以看出，这是神坛上的主神，处于被祭祀的地位。
三星堆古国先民正是以鸟为主要图腾的。
从金杖上鱼、鸟、国王头像共存等情况分析，这种鸟可能就是古蜀历史传说中的“鱼凫”
。
它既是氏族的图腾标志，又是民族的称谓，也是一代蜀王和王朝的称号。
由此可以推断，三星堆古城繁荣时期的主人可能就是鱼凫氏蜀人。
第三，神坛中层的四个立人像，连接在上层的神山和下层的怪兽之间，身穿华衣，手捧祭器，既说明他们是人而不是被祭祀的神，又反映出他们是联系着天和地、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特殊的人群，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巫祝或祭师。
跪坐在拜台上的一排小人像，复原后总数为二十个，他们也是祭祀者。
这种情景进一步证明，祭祀坑中出土的与这些人像形象姿态相仿的大大小小的立人像、跪人像、人头像，都是巫祝或祭师，是三星堆文化兴盛时期祭祀活动的组织者和实践者，进而成为以神权为主要特征的古国的统治者。
第四，在神坛中四个立人像的头顶正中，生出弯钩状的饰物，很像是一缕云烟。
上面的侧面人面像，则像是祭祀坑所出的“人面具”
，即三星堆古人信仰崇拜的最重要的神灵之一、祖先神蚕丛的象征。
这是否说明参加祭祀活动的巫师正在产生理念上的“升华”
，逐渐由人变成神，或是正在与神灵相互沟通，用这种“灵魂出壳”
式的艺术手法以表现人与神的关系？这一形式除了体现三星堆先民们那超凡脱俗的艺术创造力之外，同时对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的立人像、跪人像、人头像都属于巫祝或祭师，而人面具为神像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五，三星堆遗址特别是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这已经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并成为不争的事实。
但就这座神坛而言，当是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它可能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祭祀场面或观念，而世人的认知程度还只是它博大精深的神秘内涵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不见得完全正确，应该还有更多更奇妙的含义未能认识。
因此，这件神坛和同坑出土的“祭祀图玉边璋”
等器物一样，仍然期待着高水平的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以获取更大的成果，让现代人类更加贴近古蜀人的心房，走进他们那跳**的心灵深处，从而触摸到那鲜活历史的真实。
对于赵殿增提出的这几个推论，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表示认可，或者认为至少有些道理。
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并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如广汉学者刘少匆认为，这件神秘的青铜器压根儿就不是赵殿增、沈仲常、陈德安、陈显丹、樊一诸人所说的什么玄之又玄的神坛，只不过是一顶帽子而已。
按照刘少匆的说法：坛者，土筑之台也。
凡用于祭祀的曰祭坛，用于教学的曰杏坛，引申之，文人活动场所叫文坛，政治家驰骋之地叫政坛，坛的意思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而变得抽象起来。
就祭坛而言，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如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时代的祭坛遗迹，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夏代的祭坛是什么样子，到现在仍不知其所以然。
但《国语·鲁语上》却记载有哪一部分人可以列入祀典的记载。
商代的祭祀繁多，是人祭牲祭的鼎盛期，甲骨文中有详细记述。
江苏铜山丘湾发掘的一处商代祭祀遗址，中间是以大石作为祭坛，周围置奴隶和狗，即《淮南子·齐俗训》中“殷人之礼，箕社以石”
之谓，是专为社祭所用的。
殷之后，对祭法已有专门的规矩。
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祭祖先，对坛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确的叙述，古代文献《礼记·祭法》中讲得已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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