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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由是，礼器较多，故必为祭祀。
如上面所述，这种论断造成了很大的偏向，忽视了器物本身的用途与土坑的性质之间本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礼器多是事实，但礼器大量砸碎、烧毁并集中埋葬的现象作为祭祀活动遗迹则非常罕见。
《周礼·鸡人》说：“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
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
《春官·天府》上此句后还有“既事，藏之”
之句。
即在祭祀时将礼器拿出来陈列，祭祀结束后便藏起来以备再用，而没有说要将它们砸碎、烧毁，然后再埋掉。
“祭祀坑”
说从遗物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再联系文献，估计当时应该有“燔祭”
“瘗埋”
等祭祀活动，于是断定“祭祀坑”
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迹”
，却对从未见诸文献的砸毁、破坏现象视而不顾。
至于牙璋，《周礼》上也只是说“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
，根本没有说要砸毁、烧毁，然后埋掉。
牙璋上有蜀人插璋祭山的图案怎见得就可以证明那两个坑就是“祭祀坑”
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了附会“祭祀坑”
的说法，有关三星堆两个出土青铜器、玉器的土坑的解释，被发掘者“二陈”
发挥到了一个远远超越常识的地步。
遗憾的是，对以上我所指出的如此多而明显的矛盾现象，似乎很少有人去指出。
其实上述几种主要观点里，除了占主流的“祭祀坑”
说外，其他的学说都各自包含有非常合理的成分，这正是因为那些学者们注意到了“祭祀坑”
说力图否认或无视的部分。
依我看来，集思广益，把这些学说中合理的成分综合起来再加以进一步论证，就可以得出一个没有牵强附会而又与历史事实相吻合的结论。
比如在青铜器方面，有关研究已经很多。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三星堆青铜业与中原地区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重点表现的是人物而不是器物。
青铜彝器基本仿自中原，龙、虎、蛇等动物（鸟除外）也并非表现特异，而人物表现则个性极其强烈，完全游离于中原传统。
因此，在器物和人物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器作为文化构成的部分所具有的双重性格。
中原风格礼器的存在，反映了对外来文化的崇尚和利用其对社会施加心理压力的意图，而地方风格的巨大人物像等，则意味着突出土著政治的权威和对稀有社会财富绝对占有的能力。
我们知道，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发达一直是以器物制造为中心的。
因此，以突出人物表现为主的青铜业，反映了三星堆文化有着自己一套不同于中原宗教意识和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形式。
此外，三星堆的青铜器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比如，发掘地层里很少出青铜器，因而看不到一个青铜业技术上的积累和渐进发达的历史。
这一现象既可能反映了统治阶层对青铜器的高度垄断，也可能暗示着如此发达的青铜业的出现是具有突然性的。
支持后面一种可能性的证据是：一般都认为其中原风格的器物都系本地铸造，而且其时代上限据认为都在殷墟晚期或者具有“晚商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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