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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坑”
里出土的这些本地铸造的器物，都仿自中原地区某一个特定时期的风格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三星堆文化的时代下限为西周前期，再结合青铜器的上限时代来看，可以说这批青铜器是“来得急，去得快”
。
很显然，它们的出现是有着非常特殊复杂的历史背景的。
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从当时的古蜀国与中原的关系来看，甲骨文中证明蜀和殷商基本是敌对关系，殷王朝不仅压榨蜀，还多次讨伐蜀。
又据《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发动灭殷战争，蜀人是积极参加了的。
根据青铜器在三星堆出现的时期以及在此之前三星堆没有相应发达的青铜业存在和技术积累等事实来判断，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即参加周人同盟军的“蜀”
很有可能就是“鱼凫”
王朝的蜀国（鸟头勺把最多的第三期后半部蜀文化达到全盛）。
在殷商时期，他们得不到中原先进的技术。
在摧毁殷王朝后，他们作为“战胜国之一”
可能不仅分到了相当的战利品，而更重要的是还获得了不少从事青铜器铸造的技师。
这些隶属殷王朝的技师们被带回四川后，在鱼凫王的命令下，利用先进的中原技术制造出了殷代晚期流行但属于西周初期的青铜礼器（尽管比较粗糙或有走形）。
同时，他们还依据当地要求设计制作了具有蜀文化风格的青铜像等（蜀人在很早之前就可能拥有诸如“纵目蚕丛”
之类的人物形象，以用于宗教礼仪，只不过可能是用其他材料，诸如木头之类制作的罢了）。
我们知道那些青铜像（器）与中原青铜器相比，无论在技术还是在造型上，都并不复杂，对那些手艺高超的技师们来说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不过，为了弥补这些本地风格青铜制品的单调和简朴，技师们还尽量运用了中原风格的纹饰来进行装饰。
在当时，先进的技术是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的。
拥有中原的器物和吸收一定中原礼仪诚然可以为强化统治服务，但在同时又不能让其压倒传统的政治和文化。
因此，中原的青铜器技术才被用来铸造了那些形态奇特的巨大人物和鸟头。
相对于中原风格的器物，其在视觉效果上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其结果让人明显感到两个系统相异文化的骤然合流。
总之，遗迹本身缺乏青铜业发展线索，器物的时代特征局限以及青铜器在造型和传统上两种对照强烈风格迥异的制品共存等现象，透露了三星堆本来没有青铜器技术积累，而在特定时期引进中原技术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转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在这里，我还想提醒各位学者留意两点：唯一出现在“祭祀坑”
里，而且是被“最后放置（下去）”
的一套尖底盏意味着什么？“祭祀坑”
的时代与三星堆文化的结束在同一个时期反映了什么问题？对这两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我可以比较自信地结合其他问题一并做出如下解释：
1.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玉器等遗物的土坑并不是陈德安、陈显丹所谓的什么“祭祀坑”
，而是古代四川最初的大规模王朝更替的直接结果。
那些宗庙重器是随鱼凫王朝的灭亡而被砸碎、烧毁后埋葬的。
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杜宇王朝这一新的政治势力的崛起，即鱼凫（族）并不是忽然“仙去”
了，而是被杜宇族推翻，毁灭在血腥的改朝换代斗争中。
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并连同其王杖等财宝被烧毁埋葬在一号坑。
他们的宗庙被捣毁，那些一度神圣不可侵犯的以祖先蚕丛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搬出来打碎、烧毁后抛入随意挖的二号坑内埋掉。
正如《国语·周语》所言，“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
是对这场政治悲剧的绝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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