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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及资料，作为‘集品’保存，运到省博物馆，抓紧整理研究，妥善保管。”
正是有了中央与省里的几道强硬的指示，谭维四令箭在手，才放心大胆地指挥手下行动起来。
9月5日早晨，天刚放亮，武汉空军后勤部运输营汽车二连及驻随县炮兵师汽车连共二十余辆汽车，悄悄驶进随县文化馆，开始装运文物。
见此情景，闻讯赶来的随县领导和文教部门的负责人，仍想做最后一搏，阻止将文物搬上汽车。
谭维四一看对方的阵势，深感不妙，又觉力不能敌，只得打电话报告省委，请求省委迫使对方丢掉幻想。
省委秘书长接电后，亲自打电话告知随县县委主要领导人，令其配合考古队装运文物并安全护送出随县地界。
当时不明就里的随县文教局副局长熊存旭，眼看自己无力阻止谭维四等人的行动，立即跑到分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程运铁家中求援。
时程尚未起床，熊一边敲门一边急促地说：“程书记，大事不好了，编钟要运走，现在已经装车了，赶快想办法吧。”
程运铁急忙穿衣下床，打开门揉搓着眼睛说：“老熊呵，不就那么几个破铜烂铁吗？运走就运走，要它干啥？运走还省事了呢！”
熊存旭一看对方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或者是放在心上又自知无能为力，不便阻拦，又急转身一溜小跑来到县委书记常东昌家中述说。
常书记听罢，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答道：“老熊呵，这批东西怎么留得住呢？我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说了话，我能不听吗？我是党员，只好下级服从上级。
林彪逃跑时，毛主席不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吗？这事我是无能为力了，就随他们去吧。”
既然县委主要领导人已表示无能为力，其他随县的大小头目自然不能强行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考古人员和部队官兵一箱又一箱地往汽车上装文物。
此情此景，对每一个随县官员和群众而言，可谓百感交集。
熊存旭站在一旁，两眼泛着红光，一边跺脚，一边徒叹：“奈何、奈何？！”
许多年后，周永清对这天早晨的一幕记忆犹深：“编钟等文物启运之日，细雨霏霏，几十辆汽车装满文物就要启程了，数千人伫立街头目送车队缓缓驶去，充分体现了随县人民浓浓的编钟情。
我和所有人的心情一样，我为随县出土了一批反映我国先秦文化艺术成果的文物而高兴、自豪，又为这批文物没能留在随县而惋惜。”
仍然是许多年以后，发掘时的随县摄影师余义明回忆说：“熊存旭副局长敢打敢冲，劲使了，但没有成果。
东西还是被拉走了。
此后，熊存旭、杨相来与我三个人专门去找省军区司令员，此人曾经来随县看过墓坑，与我们熟悉，他当时说有什么困难去找他云云。
当我们真的去找他后，他说自己不管这个事，搞得我们很伤心。
多亏我们当初还拍了一些照片，留下了资料，为后来这个墓坑与出土文物展览创造了条件。
否则，那可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更让人伤心透顶了。”
[2]
无论是伤心还是恋恋不舍，还是跺脚对天长叹，擂鼓墩古墓出土的15000余件文物，最终还是在1978年9月那个酷暑即将消退的秋天里，被装上解放军派出的汽车，安全运往湖北省博物馆。
[3]
熊存旭在讲述当年曾侯乙墓出土器物被运走情形时，仍含悲愤之情（作者摄）
接下来，考古人员要做的，是根据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尽快揭开墓主人和墓葬年代之谜，给学术界和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注释：
[1]周永清《随县人民的编钟情》，载《神奇的擂鼓墩》，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年编辑出版。
[2]关于拍照之事，有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插曲，这些生活细节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历史印痕以及发掘中的真实映象。
在采访中，潘炳元对作者说：“当时发掘清理人员很紧张，我们几个负责照相、摄影的人员同样紧张不安，每天连轴转。
就在墓中出器物的时候，我患了阑尾炎，当时工作离不开，每天都要拍照，我忍痛照了两天，晚上收工，我从工地回到宿舍，再也动不了了。
大伙一看说坏事了，赶快上医院吧，谭维四赶紧找了个车，考古队员梁柱背着我车上车下地进了县医院，当天晚上就动手术。
开刀后发现伤口快化脓了，医生说一化脓性命就保不住了，我也不知真假，反正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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