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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一个星期就出院了，我又开始在工地忙开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感到不对劲儿，伤口痛得不行，一看，开始漏水了，告诉医院，医院给打青霉素之类的药。
后来漏水更严重，一看不行了，才转到武汉湖北医学院附二院医治。
医生打开伤口，取出线头，一看都化脓了，所以漏水，用棉签蘸水在伤口里面搅，那个痛呵，我几次被痛得昏过去了。
弄了一阵子，又抹了些什么药，缝起来，伤口不漏水了。
过了几天，我感到不痛了，就又回到了发掘工地。
此时挖得差不多了，我又忙了几天，把以前没照的东西全部补拍一遍，这才算完事。
当墓坑内的东西全部取出后，又在坑旁边搭了一个木架子，有15米高，我站在上面对墓坑拍了最后一张照片，这野外发掘的事就算结束了。
（2007年4月10日上午，作者在湖北省博物馆宿舍潘宅采访记录。
）
余义明对作者说：“发掘中，拍照和摄影的事确实不是那么顺利，我们随县教育局周永清副局长专门安排我前去发掘工地照相，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任务。
哪家派了摄影师到现场，所拍摄的资料就是谁家的，以后发表文章也好，办展览也好，对外宣传也好，这批资料的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
若不派人照相，以后的一切事就难办了。
潘炳元为什么要带病坚持在工地拍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省博物馆的摄影师倒下了，照片拍不出，那他们以后的工作，特别是编写发掘报告和办展览等等，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对我来说，感觉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了，可以说是全县人民的嘱托，我把这个任务看得很重，也尽量想方设法去完成它。
一开始时大家合作得还算愉快，后来就有矛盾了，特别是老潘（潘炳元）住院以后，矛盾更激烈，因为有些场面我们拍了，老潘拍不到，省博物馆的老谭就设法拖延。
当漆器出土后，我要拍，谭维四不让我拍，说商量好了再拍。
等到凌晨2点还没有消息，我怕老谭捣鬼，急了，拿一块砖头去砸老谭的门，老谭说这深更半夜的，大家都睡了咋办？我说我去喊。
于是，一个个敲门，把拍电视的、拍电影的，还有省博物馆的老潘（潘炳元刚从医院回到工地）都弄起来了。
后来老谭答应拍一个星期。
拍金器、玉器时，省博物馆保管部的白绍芝亲自陪着，两天两夜后，白绍芝不陪了，后来打条子领器物，白天拍完后再送到白绍芝那里去。
这样，断断续续地拍，总算把所有的器物都拍了一遍，我也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随州方面举办的展览、印的书籍画册，以及对外宣传等用的照片等等，都是我那个时候拍的。
如果那时不想方设法拍下来，现在要办这些事至少有一多半是不可能的。
（2007年4月13日上午，作者在随州余义明摄影工作室采访记录。
）
[3]1978年10月1日，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文物展览》，观者如堵，满足了省内部分人员的好奇心。
1979年3月26日，湖北省革委会在随县政府礼堂召开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保护发掘有功部队庆功授奖大会》，对相关部队进行了慰问。
会上，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与炮兵政治部首长分别宣读了为有关单位及个人记功授奖的命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记二等功；为空军雷达教导队、炮兵某师修理所、空军后勤部运输营汽车二连各记三等功。
另有6个相关单位受到嘉奖。
同时，为郑国贤、王家贵、解德敏、刘秀明、黄果吉、杨自华、姜建军、宋宝聚、朱道静、杜文杰等10位官兵各记三等功一次。
另有李长信、张进才等38位官兵受到嘉奖。
国家文物局给大会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会上，省、地、县领导及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和炮兵机关首长分别为立功受奖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军功章、奖旗、奖状和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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