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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最完备的二十八宿，相传载于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甘德的《天文星占》，以及石申的《天文》。
惜二家的原著早已失传，仅《汉书·天文志》中保存有甘氏和石氏关于二十八宿的星表。
二者星名稍有不同，后来始依石氏而固定下来。
今见《甘石星经》乃后人辑录而成，已非原著，并为后人所伪托，实难为证。
即使是按楚惠王赠送镈钟之后30年曾侯乙死亡的时间计算，这件衣箱下葬的年代也要比甘德、石申早了一个多世纪。
可见二十八宿体系并不是传说中的甘、石两人所创立。
他们很可能是根据前人的观测成果，重新测量和整理，并以此编著成书而流传于世的。
若以《吕氏春秋》的记载为坐标，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漆箱盖，把二十八宿形成时间的可靠年代，从战国晚期一下提早到战国早期，提早了约两个世纪。
如果考虑到曾国是一个小国，并且二十八宿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图案描绘在箱盖上，二十八宿体系在当时应该是一种被普及的天文知识了，它形成的时代，必定比这件文物下葬的年代还要早出许多个年头。
至于二十八宿体系源于何地，更是世界天文学界争论不休而迟迟未得到解决的难题，由于各自推算和考证的方法不同，所得的结果也不一样。
古代的中国、巴比伦、印度、阿拉伯等国家，都运用二十八宿来观察星象。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并对此做了许多详尽的考证，如荷兰人斯特莱赫尔在1875年出版的巨著《星辰考源》，从天文、地质等方面指出二十八宿的分布、起讫、命名的意义等，均与中国当时的气候、社会生活习惯相对应，与希腊所见的天象则毫无关系，并说：“中国天文学历史悠久，全部星座名称自成一统，而西方星座与中国相同者甚多，均由中国传入。”
斯特莱赫尔还认为：古代世界关于星座的划分，希腊抄袭了巴比伦和埃及，而巴比伦和埃及使用二十八宿坐标的时代，并不早于中国的西汉。
所以，他认为二十八宿的星空区划，是中国人创立的，西方的二十八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日本著名学者新城新藏所著《二十八宿起源说》认为：二十八宿是中国在西周初期或者更早的历史时期创立的，春秋中期以后，从中亚传到印度，再传入波斯和阿拉伯等地。
中国科学家竺可桢从公元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于哪个国家和民族的问题。
1951年，他曾推断中国有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大概在周朝初年”
。
1956年，他又认为不会早于公元前4世纪。
1976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发表了《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的论文，在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竺可桢这一论点的同时，痛斥了一些“不怀好意”
的帝国主义国家学者的谬论。
如“明末西洋来华的反动的耶稣会教士们，误认为我国的二十八宿及与相关的十二星次，便是巴比伦、希腊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的翻版。
后来主张‘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西洋汉学家，多仍袭这种错误的说法。
直到最近，还有借‘中国文明西来说’以反华的苏修历史家，在讨论殷商文化元素时，胡说什么中国在当时借用了西方的‘黄道带’概念。”
[1]
通过对宣化辽墓壁画中一幅星图，包括有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形的研究，夏鼐旗帜鲜明地指出，二十八星宿体系的创立最早发源于中国。
最后总结说：“二十八宿的巴比伦起源论是没有根据的。
中、印二国的二十八宿是同源的，而中国起源论比较印度起源论具备更为充分的理由。
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就文献记载而言，最早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前6世纪（公元前620±100年）。
虽然可能创始更早，但是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文献中只有个别的星宿的名称，文献本身未足以证明这些星宿是已成为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组成部分。”
又说：“我们不否认古代各民族的文化是互相影响的，但是像苏修历史家那样，胡说什么中国的二十八宿是借用西方的‘黄道带’概念，这不过是企图复活‘中国文化西来论’的老调，歪曲历史事实以制造反华舆论。
在客观事实面前，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
夏鼐论文中的宣化辽天庆六年墓的星象图（摹本）
曾侯乙墓E66衣箱二十八宿天文图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宿天文图。
竺可桢、夏鼐两位学术大师把二十八宿的起源定在中国，且推断其起源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即春秋时代当是可信的。
若按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推算，二十八宿的起源或许比这个推断还要早些。
由于处在天球的不同位置，二十八宿又被古人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每组七宿，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动物的形象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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