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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对应关系的文献起源于秦汉时期，后人普遍认为四象是从二十八宿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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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E66衣箱天文漆画的发现，修改了这一历史错误结论，不仅将四象与二十八宿相对应的记录提早到战国早期，而且促使历史学家不得不对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关系问题重新考虑并做出新的抉择。
在研究中，专家们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E66衣箱天文图上只画出了青龙与白虎，并没有出现文献记载中的朱雀与玄武，但是青龙与白虎在图上的位置，与四象的划分基本一致。
这一现象令学者们在感到困惑的同时，也倍受刺激，深感其中一定含有什么外人不易察觉的隐秘。
经深入研究才逐渐觉悟到，之所以没有出现朱雀、玄武的图像，可能是衣箱盖上不再有空余的画面，画工只好将其省略了。
二十八宿的名称是在写好“斗”
字并画好青龙、白虎后，于间隙中填补的。
不过在箱身的另一面却画着鸟形的怪兽，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代表南方的朱雀。
如果按这一思维方式推断，箱身的另一面应有代表玄武的图像或喻义才能对应，但对面却涂满了黑漆，望之黑乎乎一片，如同漆黑的夜幕，什么也没有。
这又做何解释呢？
对此，谭维四等专家认为：“把天球分为东、西、南、北四方，用动物和颜色来标志它。
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
青、白、红、黑都有了。”
这个说法，只是一种外在的朴素的标志，谭维四与相关专家还意识到，当时人们对天象的观念，除了依此定时节，指导农业生产活动外，又从中泛延出了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占星术，把星象与人的命运或者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成为一种“宿命论”
。
如《左传》《国语》中的不少记载，就把岁星十二次与当时的十二国相联系，某一星次中的天象变异便预示与它有关的哪一国要发生重要事件。
如国家的灭亡、国君的死丧、年岁的灾歉等。
《周礼·春宫宗伯》说：“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到了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则又把天上的九野二十八宿与华夏大地上的十三国的国家大事密切联系起来。
后来干脆把各地州郡也与星象强作联系来分析，以配合分野次舍。
《史记·天官书》则有“二十八宿主十二州”
之说。
与此同时，星相家还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对应天相，以此推占其人的寿夭贵贱，使“宿命论”
更加细化与具体化。
葛洪《抱朴子·辩问卷》更一针见血地说：“人之吉凶，制在结胎受气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
这种联系，后来发展为遍及朝野的“星命”
之术，这种术数其生命力之强，影响之深远，直到21世纪，仍有人深信不疑，并为此倾注满腔热情。
针对古代这一明显带有唯心主义加迷信色彩的星象分野学说，谭维四与邀请而来的专家认为，生活在曾侯乙时代的人们，特别是上层的贵族阶级，肯定不同程度地受到占星术与星象分野学说的影响。
以此推论，曾侯乙墓中衣箱所绘图画，也有把人的吉凶祸福与星象联系起来，并把这种信息留存于绘画中的可能。
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下去，终于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
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豁然开朗。
在二十八宿其中之一“亢宿”
之下，清晰地写着“甲寅三日”
四个字。
这显然是个时间的标志，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呢？甲寅三日，到底是指哪一年哪一日？与曾侯乙本人的“妖祥”
是否有内在联系？查日本汉学家新城新藏所编《战国秦汉长历图》会发现，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正是甲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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