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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遥远的夏商还有一段距离，但至少可以证明，在东周时期，瑟的形体和音律就已固定，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此点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瑟可以看到。
至于其演奏姿势和方法，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和资料似无明确记载与图示，但从马王堆一号墓北边箱出土三件鼓瑟木俑和黑地彩绘棺头档的鼓瑟图像中可知。
鼓瑟俑席地而坐，瑟横陈膝前，两手掌心向下，大指屈掌心，食指内勾，两指呈环状，其余三指则微屈，两手食指同时做抹弦之势。
黑地彩绘棺上画一怪兽角虚，将瑟斜靠膝上，另一端着地，右手弹膝上一端的弦，左手按瑟面中部的弦。
此两种弹法，在汉画像石中亦能看到。
后人研究认为，瑟演奏指法有擘、托、抹、挑、勾、剔、打、摘、拂、厉等，即用拇指、食指或无名指，或单弹一弦，或连弹数弦。
因有了马王堆与曾侯乙墓出土之瑟，一个湮灭遁失千年的谜案算是解开了。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五人乐队，其中三人鼓瑟，可见当时瑟乐正盛行
瑟各部位的名称图示
根据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可以推算出墓主乐队的规模，这便是：演奏编钟者5人，演奏编磬1人，擂击建鼓、悬鼓、手鼓的乐师至少2～3人；12件瑟12人弹奏，6件笙需6人吹奏，篪和箫各需1～3人，弹奏五弦琴、十弦琴各1人，合计33人。
若加上相伴的舞蹈歌唱演员，曾侯乙“歌舞团”
的总人数当在40人以上，大体符合诸侯“六佾”
的礼制。
不过与当年的齐宣王乐队比起来，曾侯乙乐队的人数要少得多，但是齐宣王喜好单一乐器一齐上阵演奏，南郭先生才有混迹其间“滥竽充数”
的机会。
曾侯乙则追求八音的和谐，每一种乐器都要发挥一定水平以相互配合，“滥竽”
不可能有充数的机会。
两者相比，演奏的难易，品位的高下，就不言而喻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尽管中国各地包括曾侯乙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古代失传乐器，但这些乐器的出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音乐的复活。
古代中国音乐本身早已失传而不能为继，其中一个致命原因是没有记谱法。
假如当时产生了像现代这样的记谱法，一代人死去了，战乱之后，被破坏和遗失的音乐还可以重新恢复，尽管没有录音，但有乐谱存在，就可以复活先民创造的原始音乐。
可是几千年来，中国没有记谱法，一直到三国的时候，有了文字谱，只是这种谱属于一种提示，不能照着演奏。
因而要翻译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种乐器不能演奏曲子，乐器本身就成为死乐器，很快跟着湮没了。
比如筑，尽管长沙马王堆汉墓与曾侯乙墓已有出土实物，可现代人并不知道怎么奏，奏什么，奏什么调合适。
就如同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一样，只能弹奏《东方红》《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欢乐颂》这类流行歌曲，但2000多年前的编钟所奏音乐并不是这样的，其他失传乐器像笛子、古琴、古瑟、古筝等等，道理同样如此。
因而可以说，现代考古发掘出土的和继续在乐坛流传着的古代乐器，在真正意义上也已失传了。
要追溯中国古代音乐真正大规模毁灭和失传的历史断层，应是蒙古大军灭南宋之后。
在这个时候，词乐，中华民族最后一次大的音乐运动，至此完结，闻名于世的乐器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优美的乐曲成为世间最后的绝响。
那是1279年间的事，世界格局中一代音乐巨人巴赫还要等406年之后诞生，莫扎特要在477年之后，贝多芬的诞生更是要向后排在521年之后。
呜呼！
[1]
注释：
[1]部分乐器的释读，来源于李春《在孤岛上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载《孤岛访谈录》，黄集伟编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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