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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需要先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学习，历史上有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均毕业于这个学院，所学课程包括汉语、中国文化、礼仪，除此之外还要研习数学、医学、物理等学科，合格后才能拥有入华传教的资格。
这些传教士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为西学东渐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光启还与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一书，对发展农田水利、提高农业抗旱能力提供了很大帮助。
难能可贵的是，欧洲的传教士在带来西方的文化与科技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古老文明传入了西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去了解东方的文化与智慧。
利玛窦晚年开始撰写在中国的经历，公元1614年，传教士金尼阁将这份珍贵的文献从澳门带回了欧洲，并且翻译成拉丁文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名凸显了欧洲人派遣传教士的本意——《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本书较为客观、翔实地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此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相继被译成法、德、西、英等多种版本。
这本书对于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它重新打开了自马可·波罗之后关闭了三个多世纪的通往中国的门户”
，“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及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17世纪的任何其他历史著述”
。
另外，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三字经》和部分“四书”
的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并刊行。
公元1687年，以柏应理为主的传教士们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孔子传》《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记》在内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让欧洲人全面地接触到了儒家经典文化，在欧洲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
这些从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就像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润滑剂一样，让两种意识形态在相对的相互尊重中交流、碰撞。
除了短命的皇帝，有明一朝最低调的皇帝应数穆宗朱载垕了，他在皇位上待了六年，但是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过穆宗及其年号隆庆，反倒是这个时代的三个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耀夺目”
。
穆宗的童年十分的悲催，因为前两位皇兄的离世，让父亲世宗皇帝十分相信方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
[2]的理论，从小就很少和父亲见面，造成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穆宗登基之时，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嘉靖的长期不朝和醉心修道让朝局不稳，其时天下冤狱遍布，官员自上而下只知钻营贪腐，既不畏公议，也无廉耻，行政处处以得利为上。
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连年饥荒，出现了易子相食、兄弟相杀的惨剧。
值得庆幸的是，隆庆一朝名臣辈出，朱载垕内向柔和的性格正好让居朝堂之上的阁臣们有了很好的施展空间，在徐阶、张居正、高拱等阁臣的主持下，隆庆一朝颇称大治，一扫前朝政局不稳、官场混浊的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柔和的性格加上沉迷于女色，让身体本就不是很好的穆宗健康每况愈下，也没有精力过多地主持政事，这让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万历一朝慢慢地形成了党争。
但不管怎么说，仅促成“隆庆开关”
一件事，对于穆宗来说已是不易。
虽然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特区”
开放，每年核发的“船由”
（船籍证书）、“商引”
（营业执照）也极为有限（一段时间内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但毕竟是在政府层面对于“海禁”
的修正，是对传统的挑战与革新，开关后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
。
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繁盛，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不但如此，也影响到了政治层面。
由于有了正面和合法的贸易渠道，东南地区长期存在的“倭患”
竟然“倭渐不为患”
。
虽然隆庆初年开放海禁，仍然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得以恢复，通过辗转贸易与日本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
另外，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在南方“开放格局”
的影响下，明廷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与蒙古部落达成了“俺答封贡”
，结束了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局面，以贸易换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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