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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庇护之下滥加苛捐杂税，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
虽然明太祖一再对宦官加以限制，但实际上从洪武年间宦官实际上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
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疑神疑鬼的朱元璋便“遣中官（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
，开启了宦官干预财政的先河。
永乐十九年皇帝又派遣宦官参与核天下库藏和仓粮出纳之数，勾起了宦官心中的贪欲，及至正德年间，各地税务已普遍由中官管理，掌握了税务权的宦官变本加厉。
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九门的税收，而监税的全部是内官。
据《中官考》记载，九门税收最初在弘治初年是钞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到了嘉靖二年增至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三十文。
天子脚下都是如此，其他地方不言而喻，到隆庆时期发展到“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
。
而明朝起用宦官对商业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商税，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
。
变本加厉地征税导致商业繁荣的长江、大运河等经济带遭到严重摧残，昔日“吴丝衣天下”
，随处设肆的繁华盛景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
在纺织业发达的苏州府，万历年间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使得这一地区“家家割机”
“闻风逃窜”
。
万历年间皇帝又派出矿监到处开矿，开矿工程大，更容易从中舞弊，敲诈勒索。
宦官在全国采矿过程中在为皇帝捞钱的同时也疯狂地中饱私囊，甚至在有些地方借着奉旨开矿的名义抢劫家财，拆毁民房，挖坟盗宝，疯狂至极。
明面上为皇帝和自己敛财，暗地里更是“挖墙脚”
，贪墨国库财物也是宦官常用的伎俩。
崇祯帝曾经痛斥魏忠贤“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异珍异宝金银等，朋比侵盗几空”
。
正德二年，大太监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地方把历年积储的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如此巨大的财富有一半进了刘瑾的腰包。
隆庆四年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
到明朝中后期，宦官经理仓场、提督营造、市舶、织造，各处经济命脉近乎处处可见宦官身影，虽然宦官们在不同的岗位，工种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出奇一致，那就是敛财。
弘治时，宦官张庆采办以进贡为名，每年搜刮百姓财物数万；正德时期，镇守河南太监廖堂打着进贡的旗号，“无名之征百出，其后继之者率以为常”
。
除了横征暴敛、贪墨公款，宦官恣意侵占官民田地和屯田更是在腐蚀封建王朝的经济根基。
说宦官导致了明朝覆亡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宦官制度绝对是有明一朝的政治毒瘤。
明朝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的宦首如同接力一般，加速了明朝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使王朝大步走向了覆亡的万丈深渊。
明晚期宦官之所以能够触碰到权力的顶峰，除了皇帝的信任，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也是功不可没。
封建王朝中能够触碰到权杖的有四股势力——皇权、外戚势力、内臣（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
明朝皇权得到空前的加强，外戚势力也控制得很好，皇帝的娘家人虽然在宪宗等朝扩张迅速，但更多的是贪恋荣华富贵，始终也没有越雷池一步。
再看看宦官与文臣。
有了正德时期的教训，世宗皇帝上台以后对宦官大力整治，可以说将宦官们打回了原形，嘉靖一朝宦官始终安分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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