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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伯特·德弗罗也跟世嘉公司签订了一份维珍传媒配销世嘉游戏的长期合同。
显然日本的公司与维珍拥有许多共同之处。
就跟我们一样，他们也倾向于追求长期目标。
维珍上市后，除了听命于非执行董事和持股人带来的压抑感，投资者的短视也让我倍感沮丧。
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创造出立竿见影的成绩。
而且，除非我们支付大笔股息，否则我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受到影响。
日本投资者对股息多少不以为意，他们差不多总是寻求资本增值。
考虑到投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收益，跟公司的收入相比，日本的股票价格是非常高的。
因此，日本的市盈率往往高达英国的3倍。
有一次，我还听说一家日本公司正在制订长达200年的商业计划！
这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一句话，当有人问他怎样看待1789年法国革命的意义时，他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接下来跟日本伙伴合作的维珍业务是唱片公司，这次出售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打算让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行为显得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为维珍唱片公司提出一个好价钱。
西蒙、特罗弗和我跟许多美国公司商议过出售维珍唱片公司股份的事情。
有一家美国公司出价最高，但它不准备扮演长期的被动投资者的角色。
我们都倾向于一家日本传媒公司富士产经集团。
跟该集团的阿吉先生在我位于荷兰公园11号的住宅花园里会面时，我下定了决心。
“布兰森先生，”
他平静地提出一个问题，“你喜欢美国太太还是日本太太？美国太太难以应付——她会造成大量诉讼和赡养费。
而日本太太却贤惠又安静。”
通过出售维珍唱片公司25％的股份，我们获得1.5亿美元——合1亿英镑——我们一直认为金融城低估了维珍的价值，这就是明证。
这次出售清楚地表明，单是唱片公司，至少就值4亿英镑，这还不包括上市的维珍集团中其他子公司（如唱片零售店）的价值。
这远远高于我们回购集团股票前金融城估计的1.8亿美元，也远远高于我们最终恢复私有化时支付的2.4亿英镑。
在给航空公司和唱片公司这两块主要业务找到日本合伙人之后，我们便把目光转向维珍的第三块业务，决定在日本扩大零售生意。
伊恩·杜菲尔和迈克·英曼已经跟我们的日本顾问植山周一郎一起展开调查。
迈克在悉尼的时候就开始学日语了，因为他的兄弟跟一个日本姑娘结了婚。
伊恩把迈克派到东京，自己前往洛杉矶，开始沿着日落大道寻找大卖场的店址。
迈克报告说，我们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在东京设立大卖场。
东京是个大都市，几乎没有易于辨别的功能区，外人很难确定哪里是关键部分。
东京的零售区、居住区和商业区全都混在一起，这一点跟伦敦大不相同，因为伦敦有明确的商业区——如牛津街、骑士桥和肯辛顿大街——很容易找到方向。
东京似乎哪里都一样，而且房产极贵，要租店铺，就必须付一大笔押金，即“保证金”
。
特罗弗、伊恩和植山联系了很多潜在的日本合伙人，最终选定一家名叫丸井的时装零售商。
特罗弗与他们组成对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日本的维珍大卖场由此开始。
开唱片店难就难在商品的“同质化”
问题比较突出。
维珍没有任何自有或专卖产品。
我们知道其他唱片店在东京都亏损严重，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必须支付这么高的“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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