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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
然而这次他的估计却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实。
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写的。
而孙武主要活动在吴王阖闾执政（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时期，与《吴问》撰写时间相去不远。
因而，这篇文字的作者不论是谁，把孙武的言行记录下来，都有时间上的便利条件。
因此，把《吴问》视为孙武言行的可靠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竹简本中另一篇《见吴王》则记述了孙子吴宫教战等传记材料，不但与《史记》《吴越春秋》等记载相吻合，而且有些情节较《史记》更为详尽，据汉简整理小组专家吴九龙等推断，出土的篇章很可能就是当年太史公所依据的古本史料。
由此可见，《史记》关于孙子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的流行之说，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怀疑孙子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将领，同时也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
第二，汉简本《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以无可辩驳的铁证破除了孙子、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说，粉碎了孙子就是伍子胥等妄言。
在出土的编号为第0233号竹简中，有“吴王问孙子曰……”
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中，有“齐威王问孙子曰……”
等文字。
这些鲜活可见的文字，不但充分证明有两个孙子，且同时昭示一个服务于吴国，一个服务于齐国。
这两个服务于不同国度的孙子，就是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孙武和孙膑。
此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各有兵法传世。
因而，那些鼓吹孙武、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汉简的出土证明，《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
明显的证据是，在一同出土的《见吴王》篇中，其中两次提到孙子书为“十三扁（篇）”
。
另外，在十三篇简文出土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记录有竹书篇题的木牍。
尽管这块木牍已破碎成六块小片，但从其行款及残存的内容看，简本《孙子兵法》确为十三篇，且其篇名与传世本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篇名与篇题上与传本有些出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证据是，就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6年之后的1978年夏季，考古人员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五号汉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木简。
与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三面铜镜和一些五铢钱，一枚私印，印文为“马良”
。
经观察分析，三面铜镜花纹皆为四乳四螭纹，铜钱与洛阳烧沟I、Ⅱ型相同，由此推断该墓时代当为西汉晚期。
结合随葬品的组合和木简情况推断，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马良当为一个军事将领，因史书无传，其身世无从查考。
但在出土的木简中，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兵书。
例如，有一支木简（061号）上明确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
文字这个记载比银雀山竹简还要明确，从而进一步说明《史记》所记述的孙武有兵法十三篇是完全有根据的。
另外，在残简当中，还有一支（001号）上书“……□可与赴汤火白刃也”
的文字，这与《史记》记述孙武见吴王阖闾时所说一段话的末句“虽赴水火犹可也”
两者相似。
因这一句话不见于银雀山竹简，从而又可以作为银雀山竹简的补充。
与此同时，竹简还提供了一些《孙子兵法》的重要佚文，例如：
“《军斗令》，孙子曰：能当三□”
（047号）
“《合战令》，孙子曰：战贵齐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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