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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35岁的陈寅恪以清华教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时，所有人都被他的博学折服了。
就连清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都称他为“太老师”
，意思是教授中的教授。
清华研究院有这四位国学大师坐镇，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不过半年后却因为办公室主任吴宓的辞职，再加之其他诸多原因，本应兴盛的国学研究院竟在生死之间摇摆不定。
并不懂国学的校长曹云祥不愿插手这个烫手的山芋，所以在1926年5月上旬将国学研究院交给新上任的教务长梅贻琦来“兼管”
。
梅贻琦深知过渡时期的国学研究院，除了当初宣传的兼顾中西文化，特别是加强中国固有传统文化而设置之外，还有一个不便公开的理由，便是清华为争夺第二批庚子退款而做的表面文章。
因而，这个国学研究院从一开始就在大学系统中先天不足，最后在新与旧的夹缝中被搞得组织复杂、程序难理，直至落了个灰头土脸的结局。
清华学校曾经规定，学生西学课程及格，国学课程不及格，可以毕业，照常出洋留学；而国学课程及格，西学课程不及格，则要留校，不能出洋。
如此一来，清华大部分师生对国学课程心存偏见，颇为贬低，一时间积重难返。
受其导向，担任国学课程的教师，都是清季遗留的进士、举人，他们大多思想迂腐，教学方法陈旧。
关于国文课堂上课情形，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潘光旦先生曾有一段栩栩如生的记述：
“课堂里的气氛松懈而死气沉沉。
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
……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包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
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的……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现实，至多只是哼上几声。”
国学课程陈腐不堪，令学生们大感乏味；内部组织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缺陷，同事间相互猜忌结怨，学生则对主事者多不理解甚至怒目相视，主任吴宓弄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才撂挑子一走了之了。
清华校内教职员特别是“少壮派”
，对国学研究院的设立更是不以为然，且多有“质疑”
甚至攻诋。
如钱端升1925年年底在《北京晨报》《清华周刊》公开发文，抨击清华学校制度、课程设置与人事安排等弊病，对国学研究院的设立“更堪疑问”
。
其攻诋言词之激烈，引得清华师生和社会人士侧目而视，并“转相告语”
。
由于这些原因，清华大学萌生了要取消国学研究院，将原有师生并入大学部的打算，幸好这时候梅贻琦来了。
梅贻琦于5月上旬取得“兼管”
职权后，命悬一线的国学研究院开始反转，梅贻琦与同是清华评议会评议员的赵元任联手，在确保研究院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继续招生授课，以承继国学研究院创办时的法源，延续中国文化血脉，使民族精神在清华园继续流通与滋生。
6月21日，梅贻琦以教务长“兼管”
资格召开国学研究院教务会议，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教授、讲师皆出席，对首届坚持到底的29名学生成绩给予评定后认为合格，准予毕业，同时议决给予成绩较优的杨筠如、余永梁、周传儒、王庸等16人奖学金各100元，以示鼓励，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6月25日，清华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由曹云祥、梅贻琦主持，对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旧制毕业生合格者全部公费留洋。
此前，国学研究院29位毕业生中有15位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经梅贻琦主持教务会议讨论予以通过。
正是得益于梅贻琦的同情和努力，国学研究院才于命若游丝中得到复苏，且不断发展壮大，教学成绩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与赞许，而与国际合作的学术项目亦大获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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