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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梅贻琦以校长的身份和地位，对这一理论做了进一步深化、完善与推广。
如这年5月底，在总理纪念周会上，学校邀请刚从西北科学考察返平的著名地质、地层及考古学家袁复礼，以及清华土木工程学系主任施嘉炀对师生演讲。
梅贻琦于致辞中，特别强调“通识教育”
的意义和学校当局的苦心，他说：“这三个月里诸位听了这么多次的讲演，对于各学科要点，已得到不少的了解。
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能获得一技之长，长期立身致用于社会。
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课程之外，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这种认知过于狭隘，学问范围应该宽泛，这样才可以使学生们对于所谓的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变迁，也有一种相当了解。
如此不但使学生们在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
在“通”
与“专”
的选择和排序上，梅贻琦认为应该先通后专，即“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尽管这八字方针直到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时代才正式提出，却是梅贻琦融合中西文化并经过长期思考、实践后结出的一个硕果。
这个硕果的萌发与蒂结，就外界而言，是受欧美教育界的影响；而内部的关系，则与梅贻琦的老师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一度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与刺激相关。
张伯苓属于从草根阶层成长起来的实干型人才，私学未读几年，后又入行伍当海军，继之投身于教育，自身并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
面对民族危机和列强步步进逼，他倾向于相对功利化的教育模式，加之私立学校经费限制，人文关怀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课程，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边缘化装饰品。
这一轻视人文学科的办学理念与做法，曾受到南开内部人士的批评，据邢公畹教授说：“张伯苓校长早年办大学，重理工而轻文史的情况很严重，有见地的又极受校长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张子田教授，为此深感遗憾，乃至当面批评张校长，认为从一个办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破坏学术界‘生态平衡’的短见。”
当年被张伯苓招到南开去的几个留美博士如蒋延黻、何廉等，都对此有所体会与论述。
蒋延黻认为张伯苓是一位杰出的实干家，但对学生智力方面似乎不太注重，对精细的科学与人文学科似乎有点茫然无知，或从内心里不感兴趣。
蒋说：“记得某次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何廉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
’张伯苓又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
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
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何廉博士不仅是经济学家，他还曾一度被当作张伯苓嫡系的接班人而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对于蒋廷黻的看法，他说：“南开领导人张伯苓和北大领导人蔡元培、胡适有个性的不同。
……他不是，也从不要求做一个书生气的人或者一个训练有素的院士。
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他承认一些人文科学课程的必要性，但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际训练的人才之时，如果将人的一生消耗于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上是没有意义的。”
蒋廷黻与何廉等都意识到南开大学的课程有修改的必要，特别对人文社会科学更要加以重视，并一度得到张伯苓默许着手改革，但拘于天命人事未能成功转型，其结果是导致了由教务长凌冰氏延揽的如梅光迪、蒋廷黻、李济、李继侗、姜立夫等一流人才教授相继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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