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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学者或转赴清华、北大，或飞往美国高校任教，盛极一时的南开大学到了抗战之前的几年，教师阵营趋于衰落，与北大、清华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一点，聪明过人又见过世面的张伯苓看得清楚，但由于阶层、历史和个人学识、成长经历以及经费的局限，使他仍不能认识人文学科于大学，特别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而作为张门子弟的梅贻琦，因有国外留学与国内实践的历练，不但看得清楚，且在相互比较考量中，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深爱的母校南开大学人文学科的缺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和错误。
因而，梅贻琦在清华做教务长的时候，就注意到此点并加以弥补。
而当他执掌清华校柄后，所追随的是蔡元培的办学理念，而非张伯苓的办校方针。
对此，他说：“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的使命。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此举正是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精神的延续。
正是本着这一育才理想，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自1932年新学期开学始，教务处根据评议会决定，对学生课程予以调整，并根据“通才教育”
原则，为新生设立了共同必修课。
其课程与门类如下：
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
文理法三院新生入学后必修下列五门课程：（一）国文，（二）英文，（三）数学或逻辑，（四）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五）自然科学。
五门课程除国文、英文，其他各科如第一年未修，可于第二年内选习。
工学院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程七门：（一）国文，（二）英文，（三）普通物理，（四）微积分，（五）普通化学，（六）工程画，（七）铸锻实习。
这个“通才教育”
理念与规则的实施，其效果如冯友兰所说：“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
……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知识。
在文学院，第一学年课程，各系都是一样。
到第二年才逐渐分系。
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课程才完全分开。
这对于学生的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有一定的好处。”
冯友兰说这个话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
清华校友、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秦泗钊博士也曾言：“冯在1962年说有一定好处，是当时发表看法的套路而已，已经不易。”
秦泗钊所言自有道理，不过就梅贻琦长校时代，关于“通”
还是“不必通”
的问题，也曾在清华师生间引起过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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