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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思考时间,那么你就几乎肯定会思考音乐。
奥地利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他在1951年的著述中提到“主体间性”
(iy)〕比较了时钟时间与我们经历音乐的时间,前者中的每一秒都是相同的,一分钟即一秒钟持续60次的长度,而后者则是动态的、协商的,通过社交产生的。
舒茨所说的话预见了下一个十年中的嬉皮士语言:“表演者与听众互相‘谐调’(tuned-in),他们处在同样的流变之中,在音乐持续的过程中,他们一起变老。”
关于这个问题,引人注目的回响来自两位当代的英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哈勒姆(ElizabethHallam)和蒂姆·英戈尔德(TimIngold)。
他们讨论了相互关系,“通过这种关系,随着(人们)一起变老,他们持续地参与到彼此的形成(ing-into-being)之中”
。
我们在这种具有社交性的共享时间里度过我们的人生。
他们认为,这种时间更像是“生长着,从其前进着的尖端生发而出的,而非扎进土地的树根或是蔓生植物”
。
人们把自己的人生想成某种地图,他们在图上绘出自己的行进轨迹,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回望过去,未来也躺在某处。
但现实中的人生并非如此:未来并不只是在某处等着被揭露出来,当它到来时,我们正经历着其中的每一个时刻。
我们不断地前行,进入某个未知的未来,竭尽所能地也就是即兴地回应着发生的一切,以此来度过人生。
哈勒姆与英戈尔德说道:“即兴与创造,正是社交与文化生活过程中所固有的。”
生活不是剧本,我们或许有计划,但最终会在前行途中即兴而为。
在音乐的实时存在中,即兴也同样是一个基本的维度。
在印刷的谱页上,音乐是一系列音符,它们之间总是有着稳固确定的关系。
但当音乐被演奏和聆听时,用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格根(KehGergen)的话来说,它是个“无穷运动”
的世界,它“不是离散的‘形式’(form),而是连绵不断的‘形成’(f)”
;它是个关乎生活经验的世界,人类的关系以最本质、最**的样子在其中展现。
尤其是爵士乐即兴演奏,常常被视为展示出一种平等社会的愿景,其中没有领导者,没有追随者,没有等级制度,除了需要共同协作并演奏出和谐的声音之外,也没有规则。
而在爵士乐的发源地——美国的语境中,它被视为展示出一种无种族歧视社会的愿景。
1945年,黑人诗人、民俗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斯特林·布朗(SterlingBrown)谈到即兴演奏会(jamsession)活动中的民主:“在公开和私人的即兴演奏会中,黑人和白人音乐家平等地进行集体即兴演奏,创造出他们热爱的音乐。
在此,表演者的肤色无关紧要。”
有时候,这种关于爵士即兴演奏的乌托邦式看法会与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规则、法规以及西方古典音乐传统(“艺术音乐”
)形成对比。
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中,作曲家规定演奏者演奏什么,指挥则要强迫演奏者顺从。
有些人如爵士乐评论家本·西德兰(BenSidran)认为,爵士乐和古典乐这两种对立的文化,体现出“口头性的人”
(oralman)与“读写性的人”
(literateman)这两种人[2]从根本上有所区别的心性:愉快的社交性即席演奏文化,以及与之相对的、基于对权威文本的奴性复制的文化。
对西德兰来说,口头性与“‘黑人式的’节奏处理方式”
有着特别的联系,这也引发了一种怀疑:这些二元划分——口头性VS读写性、即兴VS复制、爵士乐VS古典乐——或许会被简单地归结为种族。
但音乐打破了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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