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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会站在我们身边，他永远不相信我们会屈膝投降，他就是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
，说这话的人叫欧内斯特·贝文（ErBevin），是丘吉尔政府的一名领军人物。
新大使到任后没有几天，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评价说，怀南特“向全体英国人表明，真正的朋友来了”
。
但是，在伦敦的美国人中，并非只有怀南特一人为鼓励英国人、推动英美伙伴关系摇旗呐喊，还有两个美国人——W.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Harriman）和爱德华·R.默罗（EdwardR.Murrow）——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关键作用。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哈里曼做事强势、雄心勃勃，他在怀南特就任后不久即抵达伦敦，成为美国对英租借援助项目的行政管理官。
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部负责人默罗自1937年起就常驻伦敦。
作为“二战”
初期在英地位最高的美国人，怀南特、哈里曼和默罗深度参与了美国是否应出手挽救英国——欧洲仅存的对抗希特勒的国家——的争论。
默罗在对美广播中大力宣传英国人的抵抗斗争，哈里曼和怀南特在孤注一掷的英国首相和行事谨慎的美国总统间积极斡旋，后者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孤立主义者心怀警惕，起初也对英国能否挺住心存疑虑。
虽然行事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两位领导人后来发展出了举世闻名的个人友谊（罗斯福总统的首席助手哈里·霍普金斯称他们为“位高权重者”
），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远远称不上友好。
战后，美英联盟的胜利都被归功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密切合作，很少有人关注怀南特、哈里曼、默罗等为两国领导人结盟起到的重要铺垫作用。
其实，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初不仅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怀疑、水火不容。
怀南特和哈里曼作为罗斯福总统的耳目被派到英国，负责评估英国抵抗、生存的能力。
很快，两个人得出结论：英国不会倒下。
他们向华盛顿表明，将与英国共存亡。
两位使者游说罗斯福和他的团队尽可能为英国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参战。
在广播中，默罗使用的语言就更加含蓄一些。
丘吉尔深知这三个人的态度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用心之精毫不逊色于后来对罗斯福的大献殷勤。
首相推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就与默罗密切相关。
怀南特与哈里曼进入了丘吉尔的核心圈子，可以直接接触首相本人和他的政府高官。
外交关系发展为如此紧密的个人关系可谓空前绝后。
他们甚至将交往的触角延伸到丘吉尔的家庭成员中。
实际上，哈里曼、怀南特和默罗都和丘吉尔家族的成员在战时发生过浪漫故事。
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这三个美国人对美英联盟的坚定支持终于开花结果。
作为两国联盟的重要推手，他们在1941年12月7日那一天的行踪凸显了自身的重要：怀南特和哈里曼在契克斯别墅与丘吉尔共进晚餐，而默罗则在白宫与罗斯福在一起。
据说，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首相乡间寓所的气氛甚是喜庆。
珍珠港的消息甫一传来，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漫长的独行即将结束：美国参战了。
根据一个在场人士的叙述，丘吉尔和怀南特甚至在房间里共舞了一会儿。
美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同盟历史就此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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