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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译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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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季羡林的话，一语道破了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季先生在这里讲的是所有形式的翻译，当然也适用于翻译文学。
单就中国的翻译文学而言，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嬗变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
前文引季羡林先生所说的“从印度来的水”
，指的是古代的佛经翻译。
关于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历代学者都有精辟的论述，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一书中写道：
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指《华严》《涅槃》《般若》等——引者注），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
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
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
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之一派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
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
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
[20]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8）《佛教的翻译文学》一章中认为，佛经翻译文学“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结果便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
。
[21]他认为，译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影响，至少有三项：一、在中国文学最浮糜、最不自然的时期，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佛教的译经但求易晓，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二、中国固有文学缺乏想象力，像印度人那样上天入地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力表现在佛经翻译中，对于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三、印度文学的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佛经翻译中的小说、戏曲形式、半小说体半戏曲体的作品，散文与韵文的杂糅，对后来中国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晚清以降，翻译文学从一般翻译中独立出来，以其数量最多、读者最广、影响最大，从而取代宗教翻译，成为中国翻译长河中的主流。
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作用，也更为显著。
首先，从文学创作角度看，自晚清以来，作家与翻译家兼于一身的情形十分普遍，翻译活动对创作活动的促进是非常巨大的。
对身兼翻译家与作家两种角色的人来说，翻译对创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借鉴和参照，翻译活动和创作活动是相互推动的。
作家翻译家们在翻译与创作的双重实践中意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依赖于外国文学的翻译；要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学”
，必向外国文学学习；翻译与作家自身的创作是相辅相成的，翻译是和创作同等重要的文学实践活动。
例如，鲁迅在《关于翻译》（1933）一文中说：“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
郁达夫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翻译对创作的重要性。
他认为对于文学家而言，翻译与创作是互相调剂的，他在《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1933）一文中说：“创作不出来的时候的翻译，实在是一种调换口味的绝妙秘诀……因为在翻译的时候，第一可以练技巧，第二可以养脑筋，第三还可以保持住创作的全部机能，使它们不会同腐水似地停注下来。”
在创作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重要作家的创作，都受惠于他们的文学翻译。
由于文学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原作进行仔细认真的研读，因而他们对原作的理解和体会也必然比一般读者更深刻，接受其影响自然也更为深刻，更为自然。
鲁迅翻译果戈理，受到了果戈理的影响；郭沫若翻译歌德，受到了歌德的影响；田汉翻译王尔德，受到了王尔德的影响；巴金翻译屠格涅夫，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响；丰子恺翻译夏目漱石，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冰心翻译泰戈尔，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叶君健翻译安徒生，受到了安徒生的影响等，都是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更多的作家不是翻译家，他们是翻译文学的读者。
翻译文学对他们来说就更为重要。
外国文学对他们创作的影响，是通过翻译文学来实现的。
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创作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其发生与发展都与现代拉美文学密切相关，其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较早的有莫言、扎西达娃、残雪、韩少功、张炜、马原、洪峰等，后起的有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启发。
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科塔萨尔、鲁尔福、略萨，都为作家们所津津乐道……而接受拉美文学影响的作家，都不是通过外文原作、而是通过翻译文学来阅读和了解拉美文学的。
同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对中国作家文学的影响也较突出，同样是借助了翻译文学。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翻译家与作家身份两相分离的倾向，翻译文学对作家创作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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