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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译入史”
，还有研究“中译外”
即“译出史”
，并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
这样的角度，是现有的综合性文学翻译史所普遍缺乏的。
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有关资料来源不仅涉及国内，更涉及国外，资料信息收集和处理是跨境性的，因而，这类翻译文学史研究写作的难度相对较大，学术文化价值也更大。
立足于语言学的翻译文学史，与立足于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史，在强调译本分析方面是有共通性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立足于语言学的翻译文学史，尊奉的是语言学的价值观，主要是从词汇转换、语法结构、语篇的改变等角度，来分析译本，从而做出语言学立场上的对与错、准确不准确的判断。
这样的译本分析，主要目的是以文学译本为剖析对象，为了给语言学习者、研究者提供案例，宗旨是从字句、语法的层面上切磋、琢磨翻译技术。
这样的翻译文学史很适合用于外语学院翻译专业教学使用。
但可惜的是，在如今外语专业热热闹闹的翻译学学科建设中，这样的翻译文学史仍然付之阙如。
同样是译本分析，立足于比较文学层面上的翻译文学史，与立足于语言学层面的翻译文学史，其学术立场与价值观却迥然有别。
比较文学立场的翻译文学史的译本分析，重点不在词汇句法等纯语言的基础层面，而是注意在翻译过程中，哪些东西因为文化、文学或美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发生变异或改变；关注翻译家如何通过有意识的语言扭转、意象转换、形象改变等，将原作纳入译入国的文化语境中，即实现译本的“归化”
，同时有效地传达原作的总体风格。
因此，比较文学立场的翻译文学史的译本分析，重点不是语言的对错、准确与否的判断，而是比较文学最为重视的文化变异现象。
对翻译文学而言，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所谓“创造性叛逆”
现象。
“创造性叛逆”
是语言学层面上的译本分析所坚决排斥和否定的，却又是比较文学层面的译本分析所特别推崇并高度评价的。
在语言学层面上来说，对原作的不忠实翻译等叛逆现象，实是一种“破坏性叛逆”
，决不值得提倡。
在我国翻译界，这两种译本价值观有着针锋相对的冲突。
例如，翻译家、译论家江枫先生，坚决反对“创造性叛逆”
推崇与提倡，并认为这种主张是近年来翻译水平下滑、胡译乱译的祸根；而比较文学家、译论家谢天振先生，却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
的作用与价值，两种学科立场的价值观是泾渭分明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者翻译观要想达成和解与统一，还有许多困难，因而两种翻译文学史也可以同时并存。
总之，不同类型和层次翻译文学史，根本的差异在于有没有实现研究对象（国别、语种）的专业化和专门化，更在于有没有具体细致的译本分析或译本批评；在做译本批评的时候，是依据语言学的标准，还是比较文学的标准。
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是学术质量的保证；而具体细致的译本分析或译本批评，是翻译文学史应具有的“文学史”
特性的标志。
只有在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研究有了充分积累后，高水平的综合性翻译文学史才能在此基础上写出来，并且写好，这是我们所期望于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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