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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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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在刚出版的《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读到了翻译家郭麟阁教授的一段话——“翻译是‘比较文学’中主要项目；搞翻译的不一定搞比较文学，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定搞翻译”
——颇受触动和启发。
从20世纪末，我就有心写一部立足于中国翻译文学的翻译文学基础理论的书。
1999年，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一篇题为《21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问题与展望》（《文艺报》1999年5月13日）的文章中，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应该成为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呼吁学界进行《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史》《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史》等重要的国别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我自己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先从中国翻译文学史入手。
到2000年，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后来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东方（整个亚洲北非地区），出版了《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
2002年，我的研究由翻译文学史而及翻译文学理论，与陈言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论争》。
我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翻译文学导论》或许并不太过唐突和冒失。
《翻译文学导论》已经在我脑子里酝酿许久了，资料也早已逐渐收集齐备，一直想找到一块完整的时间来集中写作，但手头有两个受政府资助的“十五”
项目也很紧迫，为它们收集和消化材料颇费时间和精力，常恨自己分身无术。
但我知道《翻译文学导论》在研究思路上与我近期的其他研究衔接较紧，久拖可能导致思路冷却。
今年二月，妻从国外归来，接管了家务，使得我除每周四、五到校授课及处理杂务外，一周四五天可以独自蛰居近郊回龙观的家中埋头写作，于是《翻译文学导论》正式动笔。
初春的北京，天气一改往年常态，沙尘暴竟偃旗息鼓，气候湿润非常，令人心旷神怡。
写累了的时候就登上六楼的平台，在那里照料一下返青的葡萄，或坐在上面的木亭里迎风洗脑。
这种隐居式的写作生活令我惬意无比。
然而“好景不长”
。
进入四月，“非典型肺炎”
SARS不知不觉中袭来北京，中旬北京忽然被宣布为“疫区”
。
整个城市一度陷入恐慌中。
外国人逃回了国，外地人逃回了家，本地人躲在自己家里不敢出门。
学校停课了，我也不必再去上课。
“非典”
对北京而言是一场灾难，但却也给了我更多集中写作的时间，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被“非典”
围困着不消说，到了五月十八日，我的老病“腰椎间盘突出症”
忽然复发。
事先并不像前几次那样有明显的征兆，但我知道两三年一次的复发周期是逃不掉的劫数，而且这显然也是对伏案过久缺乏锻炼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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