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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大好处，受到周扬等人的质疑，但随着形势发展，对“大写十三年”
持保留态度的《文艺报》1964年第1期发表社论《努力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附和且发挥“大写十三年”
的口号和理论。
1963年12月12日在关于柯庆施抓曲艺的汇报材料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
统治着。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6]
这是毛泽东在“**”
前夕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著名批示中的第一个。
1963年12月25日，作为对“大写十三年”
的一次大检阅，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场，柯庆施在开幕式上大力鼓吹“大写十三年”
，并严厉指责整个文艺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
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7]。
“大写十三年”
在将题材决定论推向顶点的同时，又成为一个积极回应阶级斗争的无坚不摧的政治口号，写不写“十三年”
，成为区分两条道路的尺度，这就为批判一批作家和作品制造了口实。
它与“大演革命现代剧”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等口号在催生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上是一致的。
虽然周恩来指出“要写十三年，也要写一百零八年”
，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最初也对这一口号作了一些抵制，然而最后不得不附和并有所发挥。
《人民文学》于1965年发起了“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
征文活动，周扬1965年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时，甚至指出“对写十三年有抵触，还不就是对写社会主义有抵触？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
1963年下半年毛泽东不断对戏剧界提出批评，他虽然并未直接对“大写十三年”
这一口号表示支持，但他批评戏剧界的着眼点恰恰也是题材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就是洋人死人。
毛泽东甚至挖苦道：文化部可以改名为“才子佳人部”
或“外国死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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