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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0年代初期，“第三代诗歌”
就以“校园诗歌”
的形式开始酝酿并活动了。
1981年年初，甘肃的《飞天》率先办起《大学生诗苑》，随后《诗潮》《诗林》《青年诗人》等刊物，也相继开辟了大学生专栏。
[16]在这些专栏背后是遍布各大学校园的各种或松散，或紧密的民间文化社团或沙龙。
也就是说，“第三代诗歌”
也经历了由“地下”
转到“地上”
的过程。
另外，“第三代诗歌”
崛起的主要策划者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将“朦胧诗歌”
的探索意义，明确推向现代主义一极。
而在1986年他更直接以“现代”
一词作为旗帜，将新一代诗人集结起来隆重推出。
所以无论是这种联系性还是“第三代诗歌”
本身内容和形式的怪异，都使其具有了相当的叛逆色彩。
不过与以“今天诗派”
为核心的“朦胧诗”
的叛逆不同，“第三代诗歌”
的政治反叛性大大弱化了，文化反叛色彩更加强烈。
它不再是一种由政治—文化废墟中伸延出来的重建新型秩序的文化努力，而是一种颠覆现存文化秩序的文化“哗变”
。
所以把“第三代诗歌”
与“后现代”
挂上钩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后现代”
与“现代主义”
之间既联系又断裂的悖论性关系在中国的表现。
但是在西方世界，“后现代”
文化是对已经发展了近百年之久的“现代主义”
的反叛，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才重开不久，“现代性”
更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因此，80年代把“第三代诗歌”
纳入现代主义的范畴，远比90年代将其视为消解意义、平面化的“后现代”
文化现象更符合中国的现实，也更为深刻。
其道理正如西方世界的先锋艺术，早在20世纪初就全面兴起了，但直到六七十年代它们才被纳入“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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