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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先锋文学”
作家群进入90年代后,显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除了格非、北村在90年代初还保持叙述结构和语言方面的探索,其他作家普遍地放弃了激进的形式主义实验,艺术和个人的生存策略使他们回到了重视故事与人物等叙事因素的现实主义传统。
“先锋文学”
的转向与90年代的文学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伤痕”
“反思”
到“寻根”
“先锋”
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逐步集结到乐观的“现代性”
价值的旗帜下。
在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先锋文学”
的形式实验、主题内涵和精神特质具有了一种启蒙的意义功能。
随着90年代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尤其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质疑“现代性”
的视野中,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
价值目标的态度却开始变得犹疑起来,价值立场严重分化,启蒙的内在理路面临被解构的危机。
实际上,有些评论家看到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
,就存在“现代性”
启蒙精神与“后现代性”
解构话语之间微妙的裂隙。
[13]另外,在90年代大众文化空前繁荣,并成为新的文化主体的背景下,从市民阶层中生发出的审美趣味、价值理念等也在迅速蔓延,影响渗透了一部分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填平雅俗鸿沟”
的推波助澜下,不仅“先锋文学”
内部的裂隙在扩大,而且“启蒙主义”
的言说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文学中普遍受到质疑,由此滋生了一系列暧昧不定相对多元的价值向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精英角色和审美功能。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
无疑充当了这种转型的代言者。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界,创新的浪潮此起彼伏。
但80年代的文学在探索创新的氛围中体现出的多是精神上的高蹈姿态。
而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与80年代之间较大的文化精神跨度。
不管是“入市”
还是关注世俗生活,甚或继续坚守精神性的言说,具体的现实生活开始进入90年代的文学领域。
先锋性的形式革命也很少在表达现实的文学叙事中得以保留,文学以面对“现在”
的直接性抑制了文学创新的**,步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创作时期。
面对现实和相对传统化、常规化的创作,形成了90年代文学的基本格局。
当然,其中有一些作家仍然保持着先锋性的写作,如《大家》《芙蓉》等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继续支持先锋性质的形式实验。
尽管如此,把80年代和90年代的差异划分为“现代”
与“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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