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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的渗透下，“晚生代”
作品中的“泛性化”
大多脱离了深厚的人文背景，“性”
的意义提升被抽空，人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分离，并被还原到本能层面。
对这个时期的女性写作来说，由于注重以身体为突破口来反抗男权意识和男权话语，对个人经验的极端强调以及对“性”
与身体的过度重视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向。
但小说中过于私密的女性经验，同性恋、身体自恋等“身体写作”
达到极致往往是对共同人性以及人类文化的拒绝。
在政治威权和中心意识一体化的时代，文学作品中的“性”
无疑表征了个体的生命力和人性的丰富，具有对抗意识形态中心的合理意义。
但在90年代市场文化和商品大潮的背景下，当作品中的“泛性化”
所张扬的极端化私欲，把矛头指向了基本的社会道义和精神理想的时候，必然会减弱它的积极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商业色彩。
这些作家创作的整体水平也参差不齐。
由于来自市场利益的压力以及各种书系频繁地包装出版，其创作周期与以往相比明显缩短，这多少影响了作品的质量。
另外，因为对以往文学所积累的艺术经验不够重视，80年代的文学创新欲望为平淡无奇的常规化所取代，在叙述样式上普遍呈现出一种平面的“表象式的拼贴”
特征。
日常经验如何成功地转化为美学形式，对他们来说仍是一项难题。
被称为“晚生代”
的作家，的确许多人在文学观念和文学追求上表现出某种共同性。
不过，也有些被称为“晚生代”
的作家，仅仅是在生理年龄上具备“晚生代”
的“条件”
，在文学观念和文学追求上则并没有多少作为一种潮流的“晚生代”
特征。
陈染、林白、徐坤等作为9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便不是一张“晚生代”
的标签所能说明得了的。
在崭露头角时被称作“晚生代”
的毕飞宇（1964—），也与作为一种潮流的“晚生代”
没有什么关系。
毕飞宇90年代的小说创作，虽然有鲜明的求新意识，但同时也很注意从传统汲取营养。
清秀、典雅、含蓄是毕飞宇90年代小说的突出特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篇小说相对受冷落的90年代，毕飞宇对短篇小说有苦心的经营，并发表了《哺乳期的女人》《是谁在深夜说话》《枸杞子》等较为优秀也产生较大影响的短篇小说。
尤其《哺乳期的女人》问世后广受称赞。
在毕飞宇9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中，《雨天的棉花糖》则对个体生命与文化的错位作了深刻的揭示。
粗鄙化、平面化、琐屑化这些“晚生代”
的特征在毕飞宇小说中并不存在。
毕飞宇一开始就没有放弃对“深度”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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