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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毕飞宇更注重写实，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倾心，《青衣》《玉米》《玉秀》等作品为21世纪文坛所注目。
在1996年左右，以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谈歌等为代表的作家推出了一些关注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
这股创作潮流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
。
“现实主义冲击波”
小说，把视点逐渐移向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城镇居民等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
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快速分层时期所产生的困惑与难题成为主要的叙述线索，从而似乎具有了某种难得的“民间立场”
和“平民意识”
。
评论界有人认为，这种可贵的“平民意识”
摆脱了以往的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使作家本人能真正地融入社会的普通生活，体现的是一种文学精神的进步。
但从大多数“冲击波”
作品来看，作家并没有把这种“平民意识”
贯彻到底，往往在对基层共同体内部的冲突、矛盾和困境进行渲染之后，最终牺牲了“弱势人群”
的人格尊严和生存价值，从而达到与“社会”
共同“分享艰难”
的“廉价乐观主义”
。
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运用一定的价值立场和理性力量对现实进行深入的剖析，发现真正困扰时代与社会的症结，并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文化批判态度。
90年代社会结构的分层以及文化整合力的丧失，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深刻分化以及现代性启蒙理想遭受质疑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
而“冲击波”
作家的视点和立场体现出某种游移和混乱，表明他们还没有找到批判现实的切入口，对转型期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还缺乏理性的认识，从而无力对现实进行深层的探究。
这使得他们对现时代的社会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在价值立场上偏离了人性、人道主义的标准。
评论界有人尖锐地提出其中的问题：如在涉及尖锐的社会问题时转而诉求传统的伦理道德和集体性的观念，甚至带有某种陈旧的“清官意识”
，而不是呼吁社会的现代化理性建构，“伪现实主义”
“泡沫现实主义”
“媚俗现实主义”
的说法因此也出现了。
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是90年代突出的文化现象。
继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1989）在1991年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后，紧接着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改编为《秋菊打官司》、苏童的《红粉》被改编为同名影视、余华的《活着》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王朔的《动物凶猛》被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另外还有莫言、格非等作家的作品也相继被搬上了银幕或荧屏。
在90年代，越来越精良完备的电子媒介系统正在逐渐地改变着原有的文化形态，并积极地参与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扩展了大众文化的空间，“全球化”
的大众文化制作潮流，以电子媒介为工具在世界性范围的传播，也对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主流政治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态势中，大众消费文化的空间日益扩大。
凭借着高度发达的媒介工具和大范围的受众面，大众文化的价值理念和表达方式开始渗透进其他文化空间之中，文学与影视之间空前的密切联系，体现了90年代三种不同文化空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影视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自身的语言性质，决定了影视作品重视画面效应，要求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以及带有大量的性、暴力场面等，来迎合大众心理的市场卖点。
“娱乐道德观多半集中在性问题上，在此范围内，它对消费者的**几乎无一例外。”
[15]与80年代的电影如《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等体现出的文化启蒙意向不同，90年代的这些影视作品有更鲜明的娱乐特征，其中对超越生存层面的理想信念的拒绝，对世俗生活、日常幸福的肯定，体现了来自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壮大的市民大众消费阶层的明确情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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