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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知识分子写作”
与“民间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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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写作”
与“民间写作”
并不是学界提出的概念，而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部分诗人，为了区别于另一部分诗人的创作，自我划分的圈内称谓。
如果仅从称谓的表象考察，可能会认为围绕着《岁月的遗照》（1998）与《1998中国新诗年鉴》（1999）这两部诗歌选本所形成的创作群体，无非是对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的指涉。
然而，综观近年双方发表的相关文章后，不难觉察他们分歧的真正原因并不纯粹是美学趣味之别。
因为双方不但不回避非艺术因素的干扰，反而都坦然承认这是一场与“权力”
“策略”
“主流意识”
“边缘立场”
有关的“权力话语”
之争。
这样两批具有不同写作资源和背景的诗人相遇在90年代，一些复杂、微妙的文学心态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诗歌自身发展的延续性，使得90年代的诗歌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历经数次重大美学嬗变的80年代诗歌，而站在90年代的诗学立场上，如何认识、评价80年代的诗歌，就成为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
1993年欧阳江河写下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为后来的论争埋下了导火线。
作者在文章中认为：“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
[11]，从表面上看来，诗人把自己对诗歌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是正常的，但由于文中牵涉哪些诗人是“以往的”
，哪些诗人又是“以后的”
，以及如何看待80年代那段诗歌历史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所以作为“悬案”
被暂时搁置一旁。
一直到1998年，代表“知识分子写作”
群创作倾向的诗歌选本——《岁月的遗照》的出版，终于把矛盾公开化了。
事实上，双方后来论争的焦点，也主要是集中在该如何评价80年代的“第三代”
诗歌，以及“朦胧诗”
之后到底谁是诗坛主导力量的“指认”
上。
“指认”
首先表现于称谓的变化。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后新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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