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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褒奖人臣功业的神道碑、德政碑碑文多由朝廷颁赐不同，由于家庙碑具有自重门第、确定宗支的功能，碑文例由人臣私下请托亲故或名家撰书，故田弘正家庙碑由宪宗下诏命韩愈撰文，实属特例。
[31]素来于君臣之间分际有所执的韩愈之所以最初欲辞此命，非其不愿撰文[32]，而是对于是否能以史官的身份撰述私家之碑颂颇感踌躇，故在碑文中援引周天子命史克作《鲁颂》之典以自明。
但另一方面，尽管整个营建家庙的过程中，朝廷居于主动地位，给予田弘正种种礼遇，以示优宠，但在礼制上严格遵循了三品官立庙三室的规定，并无逾制之处[33]，这也奠定了整个田弘正时代朝廷处理与魏博间关系的原则：“优礼而不逾制”
。
我们再将视线从长安移至河北，如果说长安的田氏家庙作为新建的政治景观象征着魏博被重新纳入帝国的秩序之中，则在魏博当地，田弘正亦需借助一些公开的政治表演，让六十年来不霑王化的骄兵悍将们感受到政治风气的移易：
宪宗遣（裴）度使魏州宣谕，（田）兴承僣侈之后，车服垣屋有逾制度，视事斋阁尤加宏敞。
兴恶之，乃治旧采访使厅居之，请度为壁记，述兴谦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34]
田弘正主动从前任僭越礼制的宏大府邸移至旧日采访使厅中视事，通过政治空间的转移呈现出魏博从跋扈到恭顺的变化，并请裴度撰写壁记。
厅壁记是唐代流行的文体，时人封演云，“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
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
，这一风尚“始自台省，遂流郡邑”
[35]。
由于厅壁记多记载地方沿革风土，并叙前后历官名氏及治绩，“将以彰善识恶，而劝戒存焉”
[36]，因此具有诫勉地方官吏、教化民众的功用。
[37]唐人素有将重要文献书写于厅壁的习惯，“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
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庶免遗忘”
[38]，将其作为指导日常行政的准则与备忘录。
裴度所撰的壁记，大力表彰田弘正恪守朝廷法度的举动，无疑要借助这一公开传播的文本[39]，教化桀骜不驯的魏博将吏改弦易辙，尽忠朝廷。
另可指出的是，由于壁记文末附载历任官员授受年月，因而对于以父子兄弟间自相承袭为故事的魏博而言，亦具有改世袭为流官的象征意味。
有意思的是，当元和十四年唐廷最终平定淄青李师道，三分其地后，负责处理善后的新任郓濮曹等州观察使马总亲撰的《郓州刺史厅壁记》同样成为当地重归王化的重要象征：
自逆帅攘据，罔率训典，改易升降，名称溷淆，盖无取焉。
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诏权兼勾当，则位伺正牧，宜书为首，亦《春秋》始鲁隐公，贤之也。
[40]
中国古人素来相信可以借助历史书写中的微言大义来塑造并呈现政治正统，其中一大关节便是在史书编纂过程中通过确定或改易历史时间的起点来隐喻褒贬[41]，因此《春秋》“王正月”
之义才被历代注疏家奉为圭臬。
而马总在文中所郑重记下的“时圣历元和纪号己亥直岁十二月己卯”
，无疑是在向公众宣示郓州历史时间的重新开始。
因而尽管“国初已来，刺史名氏及迁改之次，既遭蔑弃，难以究详”
，但亦必须“访诸史官，异日备于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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