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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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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这种因研究预设转变所引发的分歧，在近年来围绕“新清史”
产生的论战中显得尤为明显，参读罗斯基：《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夫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
》，两文的中译本收入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
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
甚至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由于汉族是当代中国的主体民族，中国学者强调“汉化”
本身便是民族主义史观不自觉的产物，暗含了政治不正确。
[68]苏航《“汉儿”
歧视与“胡姓”
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一文指出，北魏、北齐时期的“汉儿”
仅指中原地区的汉人或具有汉文化面貌的人群，而将南朝人称为“吴儿”
，再次提示了在史料寡少的情况下，仅凭指称确定“民族”
或“文化集团”
的危险性，研究中应考虑文化、政治、血统等诸方面的因素。
（《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92～109页）。
[69]需要反思的是，陈寅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一语虽广被征引（《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4页），实则蕴意模糊，对去除旧染、开辟新机的过程与机制并无阐发，甚至不免有蹈入“血统主义”
的危险，远不及其一贯所强调的“种族与文化”
观具有解释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所形塑的民族史研究的传统，并不单一地强调“汉化”
，而是对“胡化”
现象有大量的揭示。
近年来学者亦强调内亚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参见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
[70]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
作者进一步指出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未如中原与蒙古草原一样形成两种文明形态的长期对抗。
[71]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简明综述，参见张广达：《从“安史之乱”
到“澶渊之盟”
：唐宋变革之际的中原与北方》，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3册，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2008年，第1～20页。
[7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27页。
[73]《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49，第2130页。
关于这方墓志的讨论，参见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7～123页。
[74]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768页。
[75]《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96，第2324页。
[76]事实上，杜牧文集中对河北风土的描述有不少夸大的地方，若将《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与其另一篇名文《燕将录》比读，不难注意到运用了类似的修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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